开栏语
深圳作为广东省重点侨乡之一,祖籍深圳的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逾100万人。他们历来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办教兴学、捐款捐物,倾力支持家乡建设,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成为深圳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晶报社联合深圳市委统战部(深圳市侨办、市侨联)推出“记录侨故事”系列专栏,通过挖掘他们的故事,展现广大侨胞始终心系故土、对祖(籍)国和家乡从未改变一往情深的眷恋之情,记录保存奋斗向上、启迪后人的宝贵记忆与精神财富。
本篇,我们将走近蔡建业,聆听他的家国故事。
人物简介
蔡建业,1952年出生,深圳蔡屋围人,1968年移居比利时。安特卫普市唐人街主席、比利时法兰特省国际旅游协会理事、荷兰广东总会理事。曾任比中友好协会执行理事、华比文化协会创会会长、《华人通讯》创办人。
经营过餐馆、旅行社等,从多方面服务、协助华侨华人以及当地社区。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积极帮助比利时华人找工作,并提供生活便利。1999年至2001年,以安特卫普市的城市更新项目为契机,推动唐人街的设立和命名。2021年,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组织筹款购买防护用品捐给医院、养老院等。
如果用简单的几个字来概括蔡建业,那可以是:“故土情结,国际视野”。
他已经在比利时生活了50多年,但乡音未改,能说一口纯正的粤语。在他的带领下,儿女们都会说普通话和粤语,5岁的小外孙也能说流利的普通话了。
“我是传统的中国人。”蔡建业这样总结自己。
他涉足过餐饮和文化娱乐业,还经营过通讯和机票业务。“我也是做生意,但是间接帮到了我们这里的华人,这些都是小贡献。”
但他也有大贡献。比如,推动比利时安特卫普市唐人街设立和命名;再比如,年轻的时候,他就帮着父亲为侨胞提供生活上的各种帮助,包括去邮局、银行、政府跑腿,在警察局、法庭为侨胞当翻译、做担保等。
蔡建业没上过大学,但学会了用英语、荷兰语、法语和德语跟人交流,办事、做生意自然顺畅些。他也不会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前辈们那样,在餐馆工作十几个小时后就上楼睡觉。
“老华侨真不容易啊!我们期望的就是祖国越来越强大,国际地位和认可度越来越高!”
蔡建业欣慰地发现,这种期望正在变成现实。
少年自立,渐有所成
蔡建业很早就离开了家乡,十来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去了香港,16岁时去了比利时。
一家人在安特卫普市落脚,那是比利时的第二大海港城市。父母经营别人出让的一家小餐馆,蔡建业在公立学校读了两年之后,也到餐馆帮忙。后来,他又去私立语言学校读了一年。
当时,自家餐馆生意不好,蔡建业就利用周末时间,找了生意好的餐馆去当跑堂,收入很理想,自赚自花,还买了一辆二手小汽车,帮助家里餐馆运货。
1974年,蔡建业自己开起了餐馆。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先后开过6家。1995年,比利时影像技术巨头爱克发-吉华集团在无锡市设立中比合资企业,中比两国派出部长级官员在安特卫普市签约,晚宴就是蔡建业的餐馆“富宫楼”负责的。现在想起这事,他仍然觉得自豪。
1982年,蔡建业创办了华比旅行社,并在同年考取了国际旅游牌照。5年后,在布鲁塞尔市中心开设了分公司。
比利时的官方语言是荷兰语、法语、德语。安特卫普市主要讲荷兰语,布鲁塞尔主要讲法语,而去航空公司开会时通常用英语,蔡建业都能应付。他还会说德语,但很少机会用到。
“语言需要practice(实践)的。”他回忆说,在香港生活的时候,年纪还小,而且只待了5年,所以并没有学好英语。虽然在比利时读了3年语言学校,但主要还是靠实践。
“为了脱离前辈寂寞无助的生活,语言沟通是我必须要达到的目标。”在学校、在工作中,他都注意与当地人用口语交流,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
益街坊,解乡愁
正是凭着坚定的决心、敏锐的商业头脑和不折不扣的执行力,蔡建业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同时也便利了华侨华人的生活,帮他们一解乡愁。
粤语里有个词叫“益街坊”,字面意思是“让街坊受益”,引申为“便宜大家了”,常用来形容优惠促销。这个词里,也藏着蔡建业的生意经。
20世纪90年代,比利时的华人多了起来,但生活比较单调。华人住的地方,多数是三层的小楼,一楼做生意、做餐馆,二楼一般是老板住的,三楼是伙计们住。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没什么娱乐。一个星期休息一天,有时打一场麻将就过去了。
蔡建业看到眼里,计上心来:香港的电影、电视剧都很出名,如果能在比利时播放,华人就有娱乐的去处了。
于是,蔡建业成立了华比文化协会,租用当地电影院的场地,放这些片子。大部分是香港电影,以粤语为主。也有来自台湾地区的片子,是普通话对白,比如《龙门客栈》,有些片子带有英文字幕。
另外,蔡建业组织过欧洲华人新秀歌唱比赛、欧洲华裔小姐选美比赛等活动,协助过比利时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团体“比利时华侨联合会”举办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
他还创办过《华人通讯》,向华侨华人赠阅,内容包括比利时新闻摘要、劳工法律须知、华人动态、侨团活动、小笑话、励志文章、艺文交流等。比利时华侨联合会在这份月刊上免费刊登过筹款广告,募集资金购置的会所一直用到现在。
早年,华人除了缺乏娱乐,打电话回老家也很困难,因为话费太贵了。蔡建业就通过华比文化协会跟当地的电话公司合作,推出长途电话卡,费用只有原先的十几二十分之一,很多华人因此收益。
更贵的乡愁,是一张机票。
蔡建业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情景:“上一代华人来比利时,你问他有没有回过乡下,结果是没有。当年华人来到这里,真的就是一辈子了,很少能回去的。因为机票太贵了。”
那时,比利时来往中国的交通很不方便。香港到欧洲的航班多数是去英国的,后来,国泰航空和金狮航空去英国的飞机可以经停其他欧洲国家,而且机票比较便宜,蔡建业的旅行社趁这个机会,跟航空公司接洽,争取到特价票给回乡的侨胞,便宜了一半。这样,有些侨胞就可以两三年回一次中国了。
蔡建业的旅行社还曾经捐出一些机票,在侨团的新年晚会上搞抽奖,并延伸到越南、缅甸、老挝联谊会与各侨团合办的新年晚会;也捐过机票给布鲁塞尔的餐馆同业公会。既回馈同胞,也为华侨华人广结善缘。
参与城市更新,建立唐人街
更多时候,唐人街是海外华人寄托乡愁的所在。比利时的第一条唐人街就在安特卫普市,是蔡建业推动建设起来的。
那个区域本来是破破烂烂的,有四五条街,灯光昏暗,被人嫌弃。但那儿的地段不错,靠近火车站,还有个小广场,很早就有几家中餐馆、两家小超市,蔡建业的旅行社也开在那里。除了华人,那一带也有来自越南、韩国、菲律宾甚至非洲国家的侨民。
世纪之交,那个区域也迎来了改变的机会。
蔡建业说,当时,安特卫普市图书馆停车不方便,市政府想把图书馆搬到小广场那里的一座空置建筑里,同时把所在片区更新一下。他参与了更新计划,向市政府转达了华侨华人的要求:可不可以把这里变为唐人街呢?
“我想,这样也可以创造一个融洽的、和平共处的环境。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唐人街,比如美国、英国,都是偏旅游的。很多人到了一个地方,就会去唐人街走走,买点中国货,吃吃中餐。”蔡建业回忆说,“我的建议就是,不单是更新这个地方,还可以列为旅游点,增加游客,带旺我们的市区。”
政府方面的反馈是:这事可行,但你们要参与的话,就得有个组织,才师出有名啊。
安特卫普市唐人街街坊会就这么应运而生,由蔡建业担任会长。
街坊会注册登记好了之后,就跟政府合作推动片区的改造。重新铺了路面,改善了灯光,还放置了石狮子、“龙吐珠”街灯。“都是通过这个街坊会向市政府申请的。整条街的翻新、小区的翻新,都差不多是市政府全包的。4只石狮子和龙灯是我们这个会筹款从中国买来的,但运到比利时的码头之后,一切的工作都是市政府来办。”蔡建业记忆犹新。
坐落在安特卫普市唐人街的石狮子以及蔡建业的华比旅行社
这项城市更新计划是1999年开始实施的,2001年完工。市政府同意了华侨华人的申请,正式命名为Antwerpen China Town,意思就是“安特卫普唐人街”,也叫“安市唐人街”或者“安市华埠”。蔡建业登记注册的职务就是Antwerpen China Town Voorzitter,即“安特卫普唐人街主席”(也可译作“安特卫普华埠主席”),也是经过宪报进行了公告的。
在2001年12月8日的唐人街命名和揭幕仪式上,安特卫普市市长德吉尔热女士说,该市有了唐人街,表明中国文化将在比利时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比利时和中国的友好合作将掀开新的一页。时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关呈远说,安特卫普唐人街的诞生是旅比侨团不懈努力和当地政府大力支持和协助的结果,充分表明当地政府对华侨社团的肯定。蔡建业也在仪式上致了辞,深感荣幸。
东奔西走,无私帮助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蔡建业在自己的学业和事业之外,持续做了一件事:为华侨华人提供各种帮助,有工作上的,也有生活上的。
据蔡建业回忆,70年代,当地的华人还不多,大部分人还没拿到比利时的身份,找工作、出门都不方便。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来自香港新界,而他们大部分又是深圳人。蔡建业的父亲蔡喜满伸出了援手,帮同胞,更是帮老乡。
蔡喜满当时开了个小餐馆,就收留了一些无依无靠的同胞,提供食宿,并且推荐他们给其他老板打工。
蔡建业那时还是个学生,课余也帮同胞们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去邮局、银行、政府机构跑腿,开车接送同胞们出入等等。有些华侨华人因为没有身份被警察抓到,他更是穿梭于警察局和法庭之间,承担翻译、签保之类的工作。
有一次,一位50多岁的老伯中了风,只能“平躺”。为了帮助他顺利回乡,蔡建业东奔西走筹款,凑够了买3张机票的钱,让老人能够躺着飞回香港。
半个多世纪,不少难忘事
2021年春天,比利时暴发了新一波疫情,口罩等防护用品短缺,安特卫普市的一些小疗养院和社区福利社的老人院遭受疫情冲击,出现了死亡病例。3月27日,心急如焚的蔡建业组织成立了安市华联辅助委员会,筹款抗疫。到4月17日筹款结束时,共募集了2.1万多欧元,全都用来购买防护服、口罩和洗手液等物资,送给当地的社区医院和养老院等机构。
蔡建业说,这样的关心、关爱之举,是为了维护中比一向的友好关系,也是为了消除西方某些人对中国、对华人的偏见。
50多年来,蔡建业还有不少其他的难忘事。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消息传来,蔡建业协助比中友好协会,组织了十几位同胞相聚庆祝。人虽不多,但是他个人觉得很有意义。当时,安特卫普市的华人也就百来人。
上世纪80年代,蔡建业曾代表比中友好协会到中国参观访问,拜访了北京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90年代初,蔡建业探访故乡深圳,大受震撼。“哇,完全变了样,太漂亮了!太高兴,太惊讶了,看到很多东西都目瞪口呆。”承载了他幼年记忆的蔡屋围,就是深圳沧桑巨变的缩影。
蔡屋围是深圳最古老的村庄之一。改革开放后,这里崛起为深圳的金融中心,有“深圳的华尔街”之称。深圳证券交易所曾经设在这里,中国人民银行和四大国有银行在深圳的直属分支机构曾经都在这里。矗立在这里的地王大厦、京基100大厦都曾是深圳最高楼。这里的深圳大剧院、深圳书城、华润万象城购物中心也是深圳不同历史时期的地标。
九千公里之外,感受强国意义
蔡屋围西侧百米开外的地方,邓小平的画像隔街注视着蔡屋围。再往西大约500米,深圳市委大门外面的路边有两块标语牌,分别写着“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和“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
在直线距离9000多公里之外的比利时,蔡建业也能感受到“强国”的意义。
“中国富强了,我们海外华侨华人的地位也高了。这个区别是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他连用了4个“很大”。
蔡建业说,早年,华人来到外国,90%多都是做餐饮业的,1%到2%的人则是经营杂货。“我自己有餐馆,但我自己没去做,都是给别人打理。我主要就是旅行社之类的,跟人打交道,还有前面说的电影、电话,跟西方人来往得多。尤其是旅行社,直接跟他们有竞争关系。我是国际旅游协会的会员,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去开会,他们把中国跟非洲放在一起。你说话可以,但听不听是人家的事。握手肯定是最后握的了。到了现在,人家直接先来跟你握手。你以前讲话,人家背对着你,现在不会了。”
蔡建业如今还在旅行社担任董事长,但工作量少了很多,几乎是完全退休了。
他在比利时成了家,现在已经是20多人的大家庭,一家人出去吃饭要坐两大桌。家庭成员除了华人,还有比利时人、越南人、菲律宾人,一派国际范儿。
对于后辈,蔡建业的期望是:别忘本,不忘初心,脚踏实地去做人。
他还很注意在家里传承中华文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全都会说普通话和粤语。“三个儿子的粤语比较好,女儿普通话更强。五岁的小外孙去年参加了网上授课,非常棒,他已经能讲流利的普通话了。”言语间,蔡建业再次透着自豪。
既坚守文化传统、情系故土和同胞,又以国际化的姿态融入所在国,从蔡屋围走出去的蔡建业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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