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人类骨子里是喜欢真实追求真相的。

　　那么，为何又那么多撒谎吹牛之徒呢？说白了，是功利所致。没有好处，逢人遇事撒谎成瘾吹牛成癖的人是有的，但并不多，细想一下，我这辈子也就遇到三个，更大多数是见好就收的明智之士。

　　另一个话题是争论。把争论与真相联结起来，可谓是追求真理啊！高尚得很，过去有句常见的话，叫真理愈辩越明。但近二十年情形发生了变化，因为邓小平同志晚年有句名言：我最大的发明，就是不争论。小平同志的威信太高了，一言九鼎。国家虽无明文规定不争论，但各种争论几乎都销声匿迹，就连文艺界也不见了批评与反批评，文坛马屁成风，最终把评论家自己搞得灰溜溜的，混一碗稀粥都难了。其实小平同志“不争论”的内容，特指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他是个务实的人，特烦那一班空头理论家。近些年似乎有人修正这事，说是指“不搞无谓的争论”。但效果不大，各个领域里的批评与反批评都开展不起来。

　　其实，批评和反批评，也就是争论，不是搞起来的，更不是组织开展起来的，而是碰到非争不可自然爆发起来的。如不是人为干预和抵制，还会争得不亦乐乎，面红耳赤呢！

　　我们莆田这地方，乡小人筋，相当一段时期，就围绕着妈祖和蔡京这两位着名人物争论不断，争议声不绝于耳。

　　一是妈祖。出生时其父命其名为林默，长号默娘，取这个名字，父母的愿望是她无妄无灾、平安就行，也就是“不争论”。想不到一千多年过去之后，这位以默为名的女子动静闹得太大了。这就有了出生地之争，而且争的还不是别人，而是她们林家自己人。先从湄洲港里争起，最后联系上城里的领导、专家、学者（还有啥都不是的）林家人（也有个别不姓林的，但利益悠关）。

　　争论初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尚年轻，够不上资格参与，但也算亲历者，或叫旁观者更准确些。旁观者冷眼旁观也，但也发表一些冷言冷语。比如：林默娘出生的那一天，你们谁也没有做小偷，躲在她娘的床铺板底下，怎能如此果断地声称她出生在何地呢？听者往往尴尬无言。因为这些老先生曾经痛斥我发表在报纸上的民间故事不是“传说”是“胡说”。我这是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弄得他们哭笑不得，我知道，我如此刻薄，妈祖在天上知道了要生气的，但我也设想：妈祖对他们争论的目的肯定也不会高兴的。

　　老一辈从事妈祖“研究”和宣传推广的，我都是熟悉的。具体谁是“港里派”，谁是“湄洲派”，我也心中有数，不提也罢。最近重编妈祖的故事，翻一下几个版本，忍不住要把此事梳理一下，按说不至于引起争论，即使争论起来，也无碍大局，因为不属于“不争论”的政治范畴。

　　港里和湄洲那时都属于莆田县。杨祖煌先生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莆田县卷》的主要编辑（实际主编），在编辑出版该书的同时，汇集了不少妈祖故事，那时政府财政困难，用于文化的经费更是少得可怜，但老一辈文化人做事十分认真，出本书（哪怕是内部出版）更是慎之又慎。他们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用铅字油印把书稿印出来，书名《海神妈祖的传说》。（我是作者之一，他们分给我一册，我用牛皮纸做了封皮，写上杨祖煌编着）。书中第一篇就写道：“莆田海边港里村的林愿家里，升起一道红光，妈祖在这里出世了。”文末署：“讲述者：莆田刘文珍，整理者：莆田杨穆（杨祖煌笔名）”。

　　一年后的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妈祖的传说》铅印出版，第一篇同样位置写道：“莆田湄洲渔村林愿家里，升起一道红光。妈祖在这里出世了。”文末署：“讲述者：莆田王京英，整理者：莆田杨穆”。人们不要以为是刘文珍与王京英不同的讲话导致杨穆先生看法发生了变化。不论是刘或王，都是子虚乌有之人。杨是我的老师，是个本份的书生，他这是遵照长官的意见痛苦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而作此改变的。这本书扉页署主编王武龙（时任莆田市文化局局长），副主编杨祖煌、林成彬、朱宪章。王是个融通之人，还不至于强令杨改变主张，真正的原因是，这书是由林文豪先生主导的，封面题字和序言均出自他之手。

　　三年后的一九九二年六月，该书由海峡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除封面外，全书内容如旧，第一篇作者仍为杨穆，再也不见刘文珍和王京英了。主编仍是王武龙，不设副主编，三位仍为编委，不过位置发生变化，杨退到第三位，朱宪章排在首位，朱时任市文化局科长。杨老师出身寒微，他那时的正式职务是莆田县文联秘书长（正股级），因而，科长在他的心目中是只能仰视的长官啊！

　　杨老师五十年代毕业于福师大中文系，学贯中西对地方文史、中医针灸犹为精通。我感叹的不是他职位的低微，而是他与世无争的卑微心态，更痛恨当今社会欺软怕硬的恶浊之风。

　　另有一个不吐不快的观点是：林默在北宋末期成为全国道德模范肯定与蔡京有关。宋徽宗为她题匾就是证据。试想，权倾天下的蔡太师当政之时，他故乡一个小女子要让皇帝树为典范，赴朝使者路元迪不找蔡京汇报而直接去见皇帝是不可能的。相关的资料被后人处理得这样干净，除了刘克庄，不会是别人（因为诗人都爱脸面啊）。

　　妈祖在日本和琉球都有较大的影响。去过冲绳访问的朋友回来告诉我：那霸有三座妈祖庙。在我们自己这边还未弄清楚时，就有日本学者来莆田县访问。对于我们这里的出生地之争，日本人当有些了解。但日本人聪明得很，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毅在《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中说：“而称作妈祖的女神，本是宋代初期福建一个姓林的渔民的女儿。据传生下来就具有与神沟通的能力，可能就是一个巫师。随着地位的提高，她的出身也被升格为士大夫家庭，生前的各种传说也被加上耀眼的光环加以整理。本来是社会底层出身，可是老百姓也希望她是‘大家闺秀’。”

　　（下）

　　小岛毅教授的这本书，我是看到其中论蔡京的内容买下来的。同时买下的还有菊池秀明教授《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中华民国》，都属于日本讲读社中国历史丛书。

　　近来中日关系紧张，纷争不断，我是想了解日本的作家和教授是一种什么心态（电视上经过选择的三言两语肯定是不可靠的），尤其是他们对历史上的中国人怎么看，对中国有争议的人物怎么看。

　　此前不久，我还看了美国教授史景迁的两本书《康熙》、《曹寅与康熙》，书名的副题特别吸引我：“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同样是中国争议不断争论不休的人和事，人家美国人隔着太平洋怎就写得这样从容不迫有理有据有想象力呢？

　　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我很想知道日本人是怎样隔着烟波浩淼的大海和同样烟雾弥天的史海看我们最着名的老乡蔡京的。

　　小岛毅在《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中专节论蔡京——《徽宗政权顶梁柱蔡京》。

　　这节前面，还论及他的弟弟蔡卞及兄弟俩的关系：“在中央继承了王安石路线的，是蔡确、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人，再加上吕惠卿，到南宋都成为批判的对象，他们均被《宋史》列入《奸臣传》。

　　“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曾与章惇一起辅佐哲宗，徽宗即位后受到弹劾。在此期间，升进比他晚的兄长蔡京当了宰相。这弟兄两个原本互相嫉妒，彼此不服气，结果还是弟弟蔡卞失败，被贬做地方官。”

　　《徽宗政权顶梁柱蔡京》：“我们再来看蔡京。要说徽宗时代就不能不说这个人。虽然小说《水浒》中蔡京藏在禁军统领高俅背后看不出什么坏相来，但是不论后世如何评价，支持徽宗政权的，却是这个人物无疑。如果要不怀好意地说这个人，那么就只能先说元佑更化时他受司马光之命仅用五日就恢复了差役法，而到了绍圣年间，他摇身一变又建议章惇恢复募役法。这充分说明他是一个没有节操、谄媚当权者的人物。徽宗即位后，与曾布关系不好的韩忠彦把蔡京当作自己党派人物推荐做宰相。此后，从崇宁四年（1105）为了肃清旧法党人，建立元佑党人碑开始，他不论新法派旧法派，只要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全都驱逐出中央政界，自己独揽大权。当然其原动力是因为有徽宗的支持。虽然也曾因得罪徽宗有一段时间被赶到地方做官，但他很快返京，重新掌权后更加疯狂地迫害他人。

　　“为了显示徽宗皇权的庄严，他修建祭祀天帝的明堂，改修祭祀地神的祭场方泽（方形祭坛），铸造象征支配天下的九鼎，修改宫廷音乐的制度和乐器，举行盛大的道教仪礼等，运用推行新法后积蓄的国家财力，大兴土木。这些到南宋时期都受到批判，近代一般也都批判蔡京无端浪费国力。但是其实蔡京有蔡京的国家观。如果成功了就会被后人评价为太平盛世的英明宰相，而失败了，则被酷评为亡国的奸臣。相反的，当时与蔡京唱对台戏的张商英，仅仅因为反对蔡京，就被后世看作好人，受到赞赏。

　　“蔡京所作的诸般恶事中最受人诟病的，是为了迎合徽宗的庭园爱好，从江南搜集大量太湖石等奇木异石送往开封，即所谓花石纲。蔡京派心腹朱勔到江南去大肆收集掠夺，使江南经济疲惫不堪，间接或直接促成了北方宋江的梁山泊起义和浙江方腊之乱。

　　“这点确实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徽宗时代根据新法政策还是实行了一些对社会有好处的政策。近年发现和发掘的坟墓中令人瞩目的是一种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叫漏泽园的设施。通过对此分析，逐渐了解了当时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远在公元十二世纪国家就设立这种设施，这是非常惊人的。在这方面南宋以后反倒依赖于民间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包括上述学校制度在内，宋朝都是先由国家主导实施，然后民间参加。我们把这种体制应该看作古代专制帝国的遗制，还是应该看作近代国家体制的先驱，确是意见分歧之所在。

　　“‘风流天子’——这是人们给自称‘道君皇帝’、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文化赞助家徽宗起的外号。徽宗‘风流’的结果确实带来了国家的灭亡，但是他仅仅就是一个无能的昏君吗？他理想的国家体制，难道在那个时期就没有一定程度的存在意义吗？历史的轨道因为道岔转换通向了别的方向。但是徽宗、蔡京政权继承王安石改革路线，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徽宗时代需要今后继续研究的课题还很多。

　　“我们是否也应该给蔡京恢复名誉？作为王安石的继承人，其学校政策以及社会政策，如上所述，相当具有近代国家的特征。如果后来也沿袭这条路线走的话，那么中国，甚至整个东亚地区，肯定就会有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历史。在新法党的宰相中，他之所以得到后世史家最低的评价，以及南宋时期新法党遭受非难的最直接原因，是对辽宣战，造成了华北失陷。”

　　是否给蔡京恢复名誉？如果由莆仙人或蔡氏后裔提出，显然其可能性会大打折扣。人们首先会想到其利害关系；而如今由年轻一代的日本史家提出，这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