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周武王克商封叔度于蔡时在周武王元年，蔡叔度元年，公元前1046年。

   《夏商周年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克商。据《周本纪》周武王灭商，是在这年春天的二月。“二月甲子”日黎明时，周武王誓师牧野（河南新乡一带），痛斥商纣王罪行，要求大家奋勇作战。当时周军有“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并有庸、蜀、羌、髳、微、纟卢、彭、濮等诸侯国的武装部队参加，共计兵车4000乘。商纣王70万人与周军作战，由于商军倒戈，商军惨败。周武王遂攻入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商政权结束，西周政权建立。

   据《逸周书·世俘》记载：周武王攻克商都朝歌后，曾分兵四出，征伐商朝的各地诸侯。当时向周臣服的共有652个诸侯国，其中被周征服的有99国，这样，周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周，原来是商朝的一个西方属国，现在猝然间取代了商的统治地位，如何牢固地控制东方地区，是周政权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据《尚书·大传》记载，周武王为此曾经夜不能寐，召来师尚父（姜尚，即姜子牙）、召公奭、周公旦研究这个问题。师尚父主张把商人全部杀掉，以绝后患；召公奭认为应当区别对待：“有罪者杀，无罪者活”；周公旦提出采取分化利用的办法，既要以武力监视，又要进行笼络。武王最后决定，采纳周公旦的办法，封商纣王子禄父为商后，留居朝歌，祀奉商祀，通过禄父控制商的遗民，并派自己的同母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相禄父治殷”（《周本纪》），史称“三监”。“相”，即辅助。殷即商朝原来统治的殷地（在今河南安阳、淇县一带）。“相禄父治殷”，即辅助禄父治理殷地。名曰辅助，实际是监督。

    “三监”率领了三支武装部队，分别驻扎在朝歌周围的卫、鄘、邶。《帝王世纪》云：“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卫在今河南省淇县东面，鄘在今河南省获嘉县，邶在今河南省汤阴县南，团团将殷都朝歌包围，虎视眈眈地窥视着禄父。同年，周武王回归镐京后，复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封叔处于霍（《管蔡世家》），建立了三个诸侯国，分别监管商的原来地区。顾炎武《日知录·邶庸卫》有蔡叔度监管“自荆以南”，管叔鲜监管黄河以南，霍叔处监管黄河以北的记载。并云：“蔡，故蔡国，管则管城，霍所谓霍太山也。”故蔡国在今河南省上蔡县；管城即今河南省郑州市；霍太山在今山西省霍县。出于对商原来地区加强监管的需要，蔡国与管国、霍国同时建立。

   现在应当说明一个问题，蔡叔度所封的蔡，古今一些学者认为不在今河南省上蔡县，而在商纣王子禄父所封的朝歌周围，即今豫北淇县一带。此说首见郑樵的《通志·都邑略》：

   蔡本畿内之地，以为蔡叔之采邑。及蔡叔逆命，国除。至蔡仲改封于汝南，故以汝南为蔡。及迁州来，则以州来为下蔡，汝南为上蔡。

   郑樵此说，并非无据。《汉书·地理志》：“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此处所说武庚即纣子禄父。三监，一说为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无武庚。即《帝王世纪》所说的：“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庸（古同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为三监”。庸、邶、卫的位置：庸，在朝歌南，今新乡市西南有庸城。邶，一说在朝歌，今淇县；一说在朝歌北，今汤阴的邶城镇。卫，在朝歌东，今淇县东。班固关于三监的这段记载，肯定了蔡叔度居卫，但未否定蔡叔度封蔡，郑樵却引申说：“至蔡仲始改封于汝南，故以汝南为蔡。” 这样，就肯定了蔡叔度始在卫或在庸，为今天的一些史学研究者推测蔡叔度的具体封地提供了依据。

   班固的“蔡叔尹卫”说虽被郑樵继承与发展，今之学者有的亦沿用其说，并加以发挥，但是，历史上很多学者却不承认。上文已述，对蔡叔度的封地，裴骃《集解》引《世本》曰：“居上蔡”；郦道元《水经注·汝水》曰：“上蔡县故蔡国，周武王克殷，封其弟叔度于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蔡县》：“蔡国旧城周二十五里，蔡叔度始封此”。皆是证明。李泰的《括地志·豫州》也说：“豫州北七十里上蔡县，古蔡国，武王封弟叔度于蔡是也。”因之，对郑樵所说的“蔡本畿内之地”，“蔡仲始改封于汝南，故以汝南为蔡”的说法，应该郑重考虑，《帝王世纪》谓在庸，同样使人难以接受。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三叔监殷是怎样监法。周武王灭殷后，对殷的管理是使管叔、蔡叔、霍叔“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余民”（《管蔡世家》）。周武王姬发十分清楚，殷商政权虽然覆灭，但是，殷的贵族及殷的遗民对殷尚怀念殊深，这对初建的西周政权有很大威胁。这样，管叔、蔡叔、霍叔的任务，不但要监视禄父，而且要管理好殷故地的遗民，即“治殷余民”。殷商全盛时期，力量北达内蒙古，南逾江淮。其中心活动地区，所谓畿内之地，从发现的殷商遗址，可知包括今河南省境及河北南部，从山东直到苏北、皖北的黄河中下游，这与《商颂·玄鸟》所说的“邦畿千里”正相吻合。对这么大的一个区域进行管理，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怎能经常住在殷地旧都朝歌周围呢？周武王姬发也不可能把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封到这里看住武庚就算了事，而是要其在监视武庚的同时，并对殷的直属区域进行管理。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邶庸卫》说：“邶庸卫三国也，非三监也。殷之时邦畿千里，周则分之为三国。今其相距不过百余里，如《地理志》所言，于百里之间，而立此三监，又并武庚而为一监，皆非也。宋陈傅良以为自荆以南，蔡叔监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国，管则管城，霍所谓霍太山也。其地绵广，不得为邶庸卫也。”顾氏之说，得到清代道光年间学者黄汝成的赞许。他在上文下注道：“康叔既封，犹标其地（指邶庸卫），是初为三国，非三监明矣！”

   顾氏与黄汝成之说是说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各在其国，对原殷商的版图划地而治。“蔡故蔡国，管则管城，霍所谓霍太山也”，并不存在什么邶、庸、卫三监之事。分析得正确精辟。

   事实是很明确的。西周时期的封国，都是因地名国，如康叔封于卫，国号卫；郑桓公封郑，国号郑；虞舜后封陈，国号陈。设若蔡叔封卫，则应称卫叔，管叔封庸，则应称庸叔，霍叔封邶，则应称邶叔，怎么能称蔡叔、管叔、霍叔呢？况且今日的郑州为管国故都，若是管叔封庸怎么会成为管国都城呢？霍叔封邶，怎么又在山西的霍县建都呢？

   殷商时期的遗址，就现在所知，在上蔡境内不下百处，单蔡国故城内外即有二郎台遗址、西关遗址、南关遗址、蟾虎寺遗址、郭庄遗址等。出土的文物有商代铜鼎、铜戈、铜镞及陶鼎、陶鬲等。在故城城垣的下层曾发现小口尖底的夯窝。说明蔡国故城在殷商时期已经是人口众多、文化发展，有武装、有城垣的城邑了，按“邦畿千里”说，亦应是殷商的畿内之地。

   三叔在邶、庸、卫建都之说虽误，根据西周王朝的惯例，诸侯受周天子命在本国外经常居住的地方，周天子即赐地为邑。郑桓公跟随周天子祭泰山，周天子赐坊作为助祭汤沐邑；鲁国国君到洛阳王城朝见周天子，周天子便赐与许田作为朝见时的食宿邑。管叔、蔡叔、霍叔既受周武王之命监殷，在分区监视治理的同时，必然要到朝歌议事和看看武庚与原来的殷商贵族是否有谋逆活动，并对武庚在政治上加以指导，使其按照周朝的规章制度办事。这样，在朝歌周围就必须有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当时也应称为邑。蔡叔尹卫、管叔尹庸、霍叔尹邶之说，或从此起。但是，不能说管叔蔡叔霍叔的封国即在此，仅仅是供临时居住而已，就像郑的坊、鲁的许田一样。根据上述，蔡叔度的封国蔡，仍应是今日的河南上蔡，并非有些人猜想的焦作、长垣、郑州等地。

   蔡叔度居蔡与囚死郭邻时在周武王元年至周成王二年，蔡叔度元年至蔡叔度五年，公元前1045至公元前1041年。

   蔡国的“蔡”，是上蔡土生土长的字。清·康熙本《上蔡县志·沿革》曰：“伏羲氏因蓍草生蔡地，画卦于此，遂名其地为蔡”。蓍草是上蔡的特产，生长在上蔡县城东的白龟祠。它成簇状生长，一簇数株或数十株，成条状，高达2余米，叶小成椭圆形，三叶一组成三角形。入秋开乳白花，紫心；其后结实，如谷粒。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王象晋的《群芳谱》，吴春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对上蔡白龟祠的蓍草均作了专题记载。《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并谓“其茎为筮，以问鬼神知吉凶，故圣人赞之，谓之神物。”对蓍草的记载最早是《周易》。《周易·系辞传》有“蓍之德，圆而神”。即用蓍草占卜，功能圆滑，变化神奇。可知蓍草是上古占卜的主要工具。用蓍占卜即用蓍揲卦、祭神问事，所以《上蔡县志·沿革》说“伏羲氏因蓍草生蔡地，画卦于此，遂名其地为蔡”，是有道理的。李斯作小篆用“艹”“祭”组合成“蔡”，亦含有用蓍草揲卦祭神占卜之意。

    “蔡”，在商代名蔡地。

    甲骨文卜辞有：

    “己亥卜，王，蔡方 ”。（《乙》908）

    “□□卜， 贞于燕来受年”。（《巴》14）

   第一辞是卜问蔡地有灾吗？第二辞是卜问蔡地能丰收吗？

   不少学者认为商时的蔡地即今河南省上蔡县。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商时期中心区域图》即将“蔡”标在今上蔡。蔡地位于淮北的汝河岸上，是殷商王朝的南面门户，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经济上在当时都是地位显赫的，尤其军事上位于南北要冲，所以在周文王时就成为周部族争夺的对象：“文王之道，被于南国。”（《诗经·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南国即今汝、淮、汉水一带，因处在商、周王朝的南部，故称“南国”，西周王朝时又称“周南”。蔡正处在南国的北部。周文王时政治势力已经达到这里，所以周武王灭掉殷商后，立即就封其亲属大臣于蔡，镇守南国，这位亲属大臣即蔡叔度。《周本纪》有封其“弟叔度于蔡”的记载。

   蔡叔度封蔡不久，西周王朝内部即发生一场争夺政权的斗争，蔡叔度也卷入其中。

   根据《夏商周年表》，周武王在公元前1046年灭商，至公元前1043年病死。周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于是，“周公专政，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管蔡世家》），流言四起，发兵反抗。商的余孽武庚，趁机发动叛乱，东部半个中国重新陷入混乱状态。对这场战争，周公旦采取果断措施：出兵东征，诛武庚、管叔鲜于殷，囚蔡叔于郭邻，废霍叔为庶人，战争平息，这次战乱史称“三叔之叛”。

   给三叔每人戴上一顶“叛周”的黑帽子，是否妥当？不妥。这三项黑帽子是周公旦给戴的周武王本是深谋远虑、知人善用的君主，对三叔绝对不是轻率地因为是自己的弟弟即对其封国并加以重用的。在灭商和征服99个诸侯国的战争中，三叔必定立有卓越战功，表现出了堪当重任的能力，方才委以重任并且封为诸侯国君的。所以三叔并不是思想败坏、庸碌无能之辈，而是忠于周王室的卓有功勋的杰出人物。那么，他们三人为什么联合武庚叛周呢？

   对这个问题周公旦应该负主要责任。对周公旦我们不否认他对周王室的重大贡献，也不否认他摄政当国的正确，问题是在做法上具有严重错误。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为了巩固“天下未集”（《鲁周公世家》）的西周政权，摄政当国是应该的，但是在做法上周公旦既不与兄弟们商量，也不与大臣们讨论，却擅自跑到天子位置上：“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鲁周公世家》）“阼”，即东阶，是周天子的位置，“践阼”即登上天子的位置。“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从“代成王”的“代”字，可见已经把成王放在一边了。《尚书今古文注疏·大诰疏》也说：“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并且说“天子，周公也”。明堂是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即后来所说的朝堂。从以上可见，周公俨然以天子自居了，这样怎能不引起他人的怀疑呢？所以“群叔流言”（《尚书·蔡仲之命》），连太公望、召公奭也起了怀疑。可见当时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鲁周公世家》）的人并非仅管叔、蔡叔、霍叔，而是人言纷纭了。在这种情况下，管叔、蔡叔、霍叔起兵，是要周公旦归政成王，含有靖难的性质，怎能说“叛”呢？或曰《管蔡世家》明确指出：管叔、蔡叔“挟武庚以作乱”，怎能说不是叛乱？窃谓武庚是就周王朝内部不和钻了一个空子，煽动商的残余势力起兵，企图复辟。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就说：“继承问题引起周内部的不和，武庚看有机可乘，联合东方旧属国奄、蒲姑及徐夷、淮夷起兵反周。”可见三叔起兵与武庚起兵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一是为了“继承问题”，一是为了复辟。从此可以推断，对武庚起兵三叔也是反对的，他们不会与武庚合作，三叔“挟武庚以作乱”的“挟”字是周公旦加上的。

   现在谈谈蔡叔度兵败后被囚的郭邻。郭邻见《尚书·蔡仲之命》：“囚蔡叔于郭邻，以车七乘。”对郭邻，江灏、钱宗武著的《今古文尚书全译》则谓“其地不详”，又引《孔传》曰：“中国之外地名。”对郭邻上蔡亦有传说，谓在蔡国故城西北蟾虎寺一带。这里沟深林密，靠近蔡国故城，郭邻即靠近蔡国故城的地方。并说：蔡叔度自认为无罪，但却说自己与武庚为伙，加了个叛逆的罪名，心中郁愤成疾，不久病死。此说可靠，陈逢衡《逸周书补注》也说：“以其附近城郭仍在蔡境内，故谓之郭邻。”马世之先生在《上蔡蔡国故城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也同意此见。

   关于蔡叔度在蔡国为君的时间问题，根据史书考证，应为五年。周武王是在灭商的当年回归镐京后封“弟叔度于蔡”（《周本纪》）的，武王建国“后二年”（《周本纪》）病逝，按《夏商周年表》即公元前1043年。武王在位共三年。按武王病逝后必经过一段酝酿，周公方才东征，《周本纪》说：“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又是一个三年。所以蔡叔度在蔡国为君，除去周武王封其于蔡的时间，与周公东征战败后的时间，在蔡国为君尚不少于五年。（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