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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祠堂？何为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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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7/1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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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实物载体祠堂，是岭南古村落的标志性建筑。作为一种兼具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的“遗产”，由于历史原因，它的权属和文化遗产价值，存在认知上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导致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中的一系列失当处理。因此，如何充分保障文化遗产所有者的权益，鼓励社区参与，全面认识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是古村落保护与开发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最近几年，因研究项目需要并受相关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委托，我参加了广东、云南、福建、湖南、江西、广西、贵州等地历史村落和民族文化生态村的一些考察评估工作，其中，祠堂是重点关注的对象。本文即来自对珠江三角洲地区某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古村落祠堂的田野考察。
祠堂是岭南古村落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的实物载体。南宋以来，由于战乱等原因，大量移民南下。为了站住脚跟，他们不得不以宗亲血缘组织凝聚力量，争夺资源，以宗族祠堂为聚族与认同中心的古建筑在珠三角地区非常普遍。明清时期儒家精英文化向乡土社会普及，乡村宗族组织日益兴旺，与祠堂及其相关的信仰、仪式、民俗、民间工艺为基本文化素的大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古村落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拟在田野考察基础上，以古村祠堂及其文化生态为问题切入点，对现行古镇古村落保护和开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必要反思。
一、谁的祠堂?
2011年4月，受东莞市博物馆委托，我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传播与设计学院及星海音乐学院的师生，开始了对东莞市传统文化资源的初步考察。其中，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NS村和TW村是踩点考察的目标之一。
东莞市茶山镇NS村是岭南地区常见的农业聚落，南宋前有多种姓氏的居民在此生活。南宋末年，有谢姓达人因战乱避祸南迁，定居NS。由于注重教育，谢氏家族才兴丁旺，经七百多年发展，NS村逐渐成为以谢氏家族为主的血缘村落，为建基始祖和丁财两旺的旁支祖先立祠蔚然成风。NS村现遗20多座祠堂和家庙、200余间民居，以及书院、店铺、楼阁、寨墙、水坊、古井、里巷、牌门等，总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构成具有浓郁珠江三角洲特色的文化景观，现在已经开发为东莞市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
由于是“景点”了，古村落已经被改造成为付费消费的公共空间。村口停车场停满旅游大巴和各种自驾车载客车。村子围闭，大门口有人收门票。村内靠路边的老房子大都修缮过，青砖灰瓦，飞檐斗拱，重新彰显岭南传统建筑的优雅;少量瓷砖贴面的水泥房在古建筑群落中显得恶俗，被印有青砖的幕布遮挡了，伪装成老房子的模样。我们随熙熙攘攘的游客，按导游路线进入一些建筑物参观。村落以长形水池为中心，水池两边是风水最好的位置，主列祠堂。NS村的祠堂依祖先位序分别有宗祠、家祠、家庙等类型，宗祠三进布局，各家祠、家庙为二进四合院落形式，兼融广式、徽式及西方建筑风格。较有本土特色的，是红砂石的应用。墙基、门楣、窗框等构件，均以附近古采石场所采红砂石为之，使得古村落在整体的青灰中跳出几抹亮色。
沿古村落中心区域转了不到一圈，正欲按例进入一个参观点“晚节公祠”，却被几个穿黑色制服的保安喝住。我问有票为何不让进?黑制服说有领导在里面拍照片。我知道这年头领导喜欢显得有文化，会写字的到处题字，收取超常规“润笔费”;字拿不出手的提个相机到处巡视考察按下快门，然后有人出钱为其办展览编画册赚超常规的“稿费”，这些事已经成为行内心知肚明的事。由于有了这样的雅兴，为领导贡献古玩或名贵字画供观摩参考，配备高档摄影装备并提供出行便利等等，就成为不见钱的新攻关模式，俗称“雅贿”。但眼下这厮“搞创作”也太霸道了!这不公共场所吗?怎么把公共场所也变成****领地了!想找“公仆”问问究竟，嘴才动，黑制服身立动，摆出家丁护驾“维稳”的阵势。有学生在，只好忍了。
就此败了兴，不愿再在这样的地方停留。但一些问题却由此被引发了：谁的祠堂?宗族祭祖的神圣空间在什么时候变成向游客收费的世俗空间?而这种貌似向公众开放的共享空间又何以成为权贵的“****”空间?
一年后，我们在广州附近的一个更大的古村落SW古镇，做关于历史文化资源调查及其旅游主题设定的项目，竟又遇到同类的问题。
这个大型古村落SW村也属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镇)，位处珠江三角洲腹地，主要居民亦属南宋末逃避战乱来此的移民。这些移民初来时无田可耕，只能在浅海滩涂之处围海造田(即沙田开发)，自造立锥之地。为了在各种势力中站稳脚跟，同姓宗族在其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建立同宗祠堂，则成为团结族人互助合作、争夺资源的重要手段。南迁至此的移民利用宗族这一文化手段得到国家和地方认同，获取沙田开发权，先围塘养鱼植桑，再利用珠江泄淤填土造田。经800余年蚂蚁搬家式填海，陆地南延，因围垦沙田获得地产并因临海出洋打工做生意获得资金的宗族逐渐兴盛起来，形成涵括4个自然村及“三街六市”小镇的广府农商聚落群。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SW镇最有影响力的有何、王、黎、李、赵五大姓氏宗族，其中，望族为何姓，拥有6万多亩田地与1万多名成员，在整个珠三角地区都可算是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宗族”。各分支旁系丁财两旺，出了不少名士豪门。发达的宗族经济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宗族在内部成员中倡导国家推行的儒家文化，培养子弟参加科举，获取功名，从而强化其在地方的势力，同时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在岭南地区各姓祠堂前的广场旗杆夹和祠堂里的牌匾碑刻上，都十分刻意突出本姓族人科举及第和仕途功名方面的名头。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宗族成为腐朽社会力量的象征，宗族士绅和富裕的群体更是革命对象。于是，就像当年中国大陆几乎所有地方的情况一样，SW古镇的宗族组织被迅速瓦解，大量族人逃亡香港或海外，族产被“公有化”，祠堂纷纷被没收、破坏甚至拆毁，幸运者被改造为政府办公室、仓库或公共食堂。解体的宗族仅能以分散的小家庭形式存在，除了姓氏的保留，许多东西早已名存实亡。
80年代之后，国家实行侨房政策，华侨可以收回当初被没收的财产，幸存的祠堂和古建筑得以逐渐归还宗族。宗族组织后来虽然以华侨和乡亲联手组织的“认祖归宗”宗亲会或族谱编撰小组的形式部分复活，但原来的宗族组织及动员能力早已不复存在。所以，即使部分族产得以归还，大多破败不堪。有能力者大多移居海外，鞭长莫及;留守本土的族人自顾不暇，对族人共有的祠堂修缮之类爱莫能助。偶有侨商回乡，宗祠的重建每每会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捐款范围有限，容易被认可的是修建幼儿园、学校、养老院等。直到近十余年来，由于国家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与古村落和传统民俗相关的传统文化，才得以部分恢复和重建。
然而，这种文化恢复和重建，很多情况下是政府主导，商业营运的。正像国内普遍的情况一样，SW镇政府看到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旅游的价值，成立了旅游公司，着手相关开发的工作，希望通过旅游开发，既能保护现存的这些传统古建筑及传统民间艺术，又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了搞旅游开发，SW古镇的祠堂和部分闲置民居等物业被政府和旅游公司接管。接管者投资修复了许多祠堂，将其改造为展馆。2011年元旦，SW古镇景区第一期工程完工，正式对外开放。
由于门票成为“景区”旅游的重要收入来源，所以，不仅游客，即便景区内的本地居民(大部分姓何)进去也要先买门票。对此，许多本地居民的反应相当激烈。例如，一位何先生对我们说，过去，住在附近的居民都常到祠堂来闲坐、聊天，但现在，本地居民哪怕稍微走到离祠堂较近的地方，马上就有保安过来赶人。何先生说，旅游公司花钱修复了何姓的祠堂，保护了何氏宗族的文化，作为何姓族人，他很感激，但祠堂修好了，却不能让何姓族人进去，就显得太没有人情味了，“既然祠堂里摆着何氏祖先的牌位，难道我们姓何的进去拜一拜祖先，上一炷香都不行吗?”我们遇到的其他何姓访谈对象基本都持有同样的看法，认为政府和旅游公司利用旅游开发，占据了自己宗族的产业。
这类事例，再次把“谁的祠堂”这样的问题提了出来。而且，这个问题的麻烦之处还在于，对于被改造为旅游消费公共空间的古村祠堂来说，如果前例是由于权力的惯性作用，使付费消费的游客权益受损的行为，还仅仅涉及游客这样的“局外人”的话，那么，后例这种连祠堂主人或祠堂文化持有者都被排斥的行为，伤及的已经是道地的“局内人”了。更麻烦之处在于，这些例子看来不是孤例，它再次提醒人们对“谁的祠堂”、“谁是主人”这样的问题进行诘问和反思。
二、何为遗产?
要回答“谁的祠堂”、“谁是主人”这样的权属问题，有必要对“何为遗产”这个基础问题做个梳理。
祠堂是特定群体(宗族)历史遗留的产业，并且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物质性遗产，其物业创始人投入的资金、建材和劳动力等创业资本的所有权是不容置疑的。除此之外，祠堂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不仅仅只有建筑物质这样的硬件存在，也包括文化性的软件构成。在宗族几百年的文化培育中，以祠堂维系的宗族社会资本，以祠堂信仰、仪式和民俗建构的文化资本，以空间意指、工艺象征、歌舞戏剧和口传叙事等演绎的符号资本，已经和祠堂一起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些有形的和无形的东西，共同构成祠堂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财”属性。它是“物”，涉及构成物业的资产或资本、产权或所有权等方面;它更是“文物”，附丽于其中的文化性精神性内涵，如同古墓里的金面具，它和银行里同样重量的金条，价值并不等量，不可等而视之。
如果我们查看宋元以前的历史地图，广东的许多地区还在浩渺大海之中。比如SW古镇，原址不过是珠江口的一个海湾。南宋末年，南下移民在这个古海湾沙滩畔的土岗上，建造了他们的栖居之所。经几百年围垦沙田，沧海渐为桑田，荒凉的天涯海角变成鱼米之乡。加上珠江三角洲密布的水网和海路自然连接，水运交通便利，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频繁，侨商发达，人口繁衍，宗族兴盛，无数农业型和农工商混合型村落，随着陆地的南延，雨后春笋般崛起。珠三角一带繁荣的经济，离不开这个“无中生有”的漫长培育基础。这是沿海地区文化遗产存在的大环境。
在文化遗产的物质性“硬件”方面，由于沿海地区许多古村落都涉“侨”，一些古建筑得到政策性保护。即使人去楼空，也不致被侵占(如广东开平数以千计的碉楼)。SW古镇虽经历次政治运动和经济大潮冲击，其大型古村落的基本格局还在。可以划为“文化遗产”的建筑，仅就祠堂这一宗族最突出的祖祀象征而言，在数平方公里这样一个小小的范围内就建有100多座祠堂。这些祠堂位置讲究，做工精美，其高门大院是岭南建筑中的精品，融汇了砖雕、木雕、石雕、泥塑、灰塑、书法、灯饰等各种民间艺术遗产。另有古围墙、庙宇、民居、书院、卜卜斋(小学)、塔、水道、古井等遗址和古建筑不计其数，仅“石阶石巷”的旧麻石街巷总计就达10公里。大量明、清、民国、文革和改革开放时期不同类型的建筑，如一筒竹、三间两廊、镬耳屋、西式住宅、自由式民居、瓷砖贴面大板房等，犹如一个活态的建筑历史博物馆，折射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史迹。
在文化遗产的精神性“软件”方面，祠堂和祖先崇拜、风水观念、礼仪祀典等民俗信仰早已水乳交融。每年旧历三月三的北帝诞巡游，祠堂落成或举行祭祖大典有飘色(抬阁)巡游助兴，以及各种庙会等，也是一种将祠堂、村庙和民居连为一体的空间展演。其中，北帝巡游是旧时沙湾最隆重的一项庆典，村民从北帝庙里抬北帝出来在各坊里间巡游，请戏班来连做三天大戏。民俗民间文艺活动如广东音乐私伙局、粤剧、广东音乐、龙狮舞、鳌鱼舞、扒龙舟等，均是不同节庆必有的节目，它们融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其中某些项目已经成为地方文化经典，具有标示性成果，如作为南曲重要内容的“广东音乐”，SW古镇因产生了创作出《赛龙夺锦》、《雨打芭蕉》等广东音乐名曲的“何氏三杰”，而被称为广东音乐的发源地。可以说，以祠堂为核心的岭南民间建筑及其伴生的各种民间艺术、民俗活动，是岭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综合性文化遗产。它们整合一体，不可分割。正因为保存了成片的古建筑群与丰富的民间艺术，SW古镇自2000年以来先后被评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全国历史文化名镇”等称号。
显而易见，在古村落及其标志性建筑祠堂的“遗产”结构中，由于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其中“文化”的产权(包括物业产权和知识产权)和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和创业期养成期的金融资本)构成，该文化遗产原创人和传承人所占比重最大。所以，在其资产评估和权益分配结构中，他们也理所当然应该占有合理合法的位置。
如何评估文化遗产“有形”(物质)和“无形”(非物质)的权属、价值和重建可能，既决定着权益能否合理划分，也关系到开发具有什么的水准，使旧遗产在新时代的开发重建具有可操作性并预留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前已述及，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这类“遗产”的评估，使用的大致是一般房地产的评估系统，而且还是类似“二手房”“旧房”的评估标准。所以，这些古老的文物在很多情况下就被当作旧物废物处理了，业主得到的多半是类似拆迁补贴或旧屋租赁式的较少补偿，然后当然是“谁出了钱，就是谁说了算”。
但这样对文化资源的理解，并没有把它们和遗产的历史价值联系在一起，也没有把它们与活的原生态生活形态社区及本文化持有者联系在一起，只是把它们当中物质方面的“物业”，列入可计量评估指标，而对非物质方面的“文化”，则认知不充分，或者弃如敝帚，或者把可以“升华”为商业展演性的东西，孤立地抽取出来，“包装”后作为旅游“产品”推销出去。这样的展览和演出因为其“伪民俗”和不可持续性，效果可想而知，营运成本的不能回收也在情理之中。比如，SW古镇化巨资组织的某次“飘色”展演，由于脱离了民俗的真实语境，社区主动性参与不够，不能有效融入民间生活，只成为热闹一时的官办文艺表演;而资金投入很大的祠堂修缮，也因为与这种特殊建筑相关文化内容的缺失，而成为失去精神内核的“死屋”，当然也收不到多少门票。
尽管SW古镇已获国家认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但这一金字招牌依旧尚未完全发挥其潜在价值。比如，当地以祠堂为代表的古建筑群，是与宗族文化、民间信仰、民俗活动等相协的综合性文化遗产，但受多年意识形态和经济转型的影响，宗族组织已经瓦解，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多被视为“迷信活动”而遭取缔，其族祭社祀的文化功能，更因惧怕背上“封建迷信”的黑锅而基本消失。所以，祠堂只剩下物质空壳，没有与祠堂相关的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祠堂就像被抽掉了灵魂。它们被改为展馆，成为展示遗物甚至只有静态文字图片的收费场馆。少数民俗活动被单列出来并经另外一套意识形态和文化标准整改后，只剩下某些表演性形式，其文化内核已经大多消失。声名远播的悠久历史与现行的留存及外在形象，未能有效契合，也直接导致旅游人员的心理落差，影响古镇保护和开发的后续推进。
三、古村落文化遗产评估和开发中的问题
由此可见，对古村落文化遗产如何进行认知和评估，将直接影响保护和开发的水准，直接影响这些文化资源能否获得价值并可持续发展。它不仅仅关系到文化遗产持有者的权益，也关系到文化遗产的开发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首先，如何评估文化遗产所有权者的权益，是古村古镇能否有效开发的关键。
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在于，几乎所有古镇古村落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宗族和私有制关系密切，对其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但在中国当代史中，因国家政治体制的变化、所有制革命、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和经济、文化变迁，中国乡村的土地、房屋等所有权早已几经变易，作为宗族文化核心的专制性族权和神权被多元化的当代文化所消解，庞大的宗族集团因政治运动、计划生育和年轻人的不断离开而趋向消亡，农耕生活及其传统文化因土地性质用途改变而发生变异，新一波外来流动人口大潮也带来复杂的观念和生活形态。
从现状而言，由于珠三角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迅猛，许多古村落既不古，也无村。村民无暇顾及对本地古老历史和文化的重建，古建筑物业如祠堂在不少地方都成为新地产项目的拆迁目标，或任由它们自然荒废和倒塌。农民无地可种，宅基地寸土寸金，只要有条件，人们都会尽快拆掉单层的祖屋，在腾空的地基上新建一幢容积率大的小楼，以便把多出来的楼层租出去。
SW古镇是一个尚未完全空壳化的大村，至今仍有原居民居住生活，这是活态古镇古村开发的较好模式。但与此对应的，这种开发势必需要与原住居民社区发生一定的交集。能否妥善处理与所在地居民的关系，是旅游开发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但是，SW古镇的旅游开发，因上述资源归属、权益结构不清晰等问题，使得原住居民对于旅游开发资源集中于某一集团的行为，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历史上，本地宗族文化与政府产生过冲突和不信任记录，并在记忆中保留到今天。现在，为了对古镇资源统筹管理，旅游公司以整体租赁的方式，对具有文化价值的物业进行集中收编。但由于对资源的收编方式柔性不足，资源的分配上，缺乏柔性的管控机制;再则，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红利，旅游开发公司尚未与社区居民达致一个相对均衡点，因而导致了旅游开发成为了单方面的政府主导行为，社区参与程度不高，积极性受限。
另一方面，出于管理的需要，旅游公司尝试对景区进行封闭式管理，例如景区内禁止车辆进出，举行重大活动时在重要路口设置路障。国庆期间旅游公司举行飘色活动，将装色过程放在祠堂进行，并对游客开放，收取门票，甚至在飘色活动的最后一天，旅游公司在祠堂西广场设下路障，飘色队伍只在广场内巡游，而不像过去一样穿街走巷，带去给家家户户的祈福，对此居民的意见相当大。一位姓王的阿婆说，过去她在家门口守着，飘色队伍就会经过，但现在却要买票才能看，感觉很不舒服。
社区参与在古镇的旅游开发中与其说是缺失，不如说被难以达成共识的矛盾所消解。例如，某大祠堂前有一排房屋，都属于一户人家，旅游公司向他们承租了其中一栋。后来这户人家想自己将剩下的几栋改成家庭旅馆，为游客提供住宿，旅游公司却不批准，而是希望他们将房租给他们，由他们来进行统一开发。这户人家对此感到相当不满，决定剩下的几栋绝对不再租给旅游公司了。
正因为旅游公司的限制过多，造成当地居民的参与热情不高，使开发过程中对本土文化的发掘始终不够，例如，有的祠堂，一方面被抽取了本土文化的精神内核，另一方面为了补缺而引进一些外地博物馆流行的展品，完全体现不出本土的特色;以美食著称的SW古镇，在国庆期间举办的美食节上摆出的摊位，竟然大部分是外地的食品。而事实上，在本地居民中，仍有丰富的饮食文化资源尚未得到发掘。
总之，产权、公共资源如果被商家独占，文化资源地的原文化持有者不能有效参与的话，资源的资产转化也就容易落空。我们知道，资本的构成其实主要由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金融资本组成。如果作为几百年积累形成的前三项资本主要拥有者被边缘化，而凭借权力运作的金融和管理资本(社会资本的一部分)，试图垄断这一切时，村民的排斥，社区与景区的矛盾，必然凸显。
其次，如何评估市场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和需求，是古村古镇如何进行规划的基础。
据项目组成员对SW古镇旅游市场的问卷调查(随机访谈1464人，旅行社30个)：
对于景区的消费行为而言，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各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作为离广州仅半个多小时车程的SW古镇景区，与此相对应的商务会议消费仅占据消费行为中的2%，高端消费亟待挖掘。
就SW古镇观光旅游行为的门票收入价格定制而言，受访者可接受的门票价格范围集中于5-10元，占据了调查对象的45%，观光旅游的低附加值性再度得以显现，因此SW古镇走出当前困境的关键，在于购买力的沉淀。
就旅游消费对象而言，根据问卷调查，SW古镇对于青年的吸引力较大，消费者年龄段集中于18-24岁，占消费群体受访对象的47%，而相对购买力最强的群体(25-44岁)亦占据了受访群体中的42%，中老年群体占据了受访对象中的11%。但目前来SW古镇的旅游者现状，却是中老年居多。这个现状和调查问卷的矛盾，恰恰说明，如果规划得当，年轻人可以成为SW古镇旅游潜在的消费者。
对于古镇旅游消费者居住地理而言，SW古镇的辐射半径有待扩展，现阶段其辐射范围仅局限于广州市，对于珠江三角洲各城市的辐射极弱，游客也呈现出零星分布的状态。
对于古镇旅游消费者的职业构成而言，公司职员、学生、管理人员及商务服务人员占据了总体消费人群比重的69.5%，其中公司职员占比达31.3%。
对于古镇旅游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而言，月收入3000-4999元的工薪阶层为消费主力军，占受访对象比重达32%，月收入在8000以上的消费群体仅占受访对象的6%，这也侧面反映出，古镇旅游景区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吸引力。
对于旅行社等机构而言，古镇旅游同样表现出缺乏吸引力等问题，受访的旅行社中，几乎所有的旅行社都了解SW古镇，但过去一年中，到过SW古镇的旅行社仅有43%，而且是免门票的。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新年开始围闭收费以后，旅行社带团大幅减少。
对于旅行社提供的客户感知而言，反馈SW古镇历史厚重感薄弱的旅行社占据13.3%，这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古镇旅游开发对于历史文化的挖掘，远未达到顾客预期。
对于SW古镇旅游设施的配套完善，受访者对于去现代化的建议较为明显，占建议的20%，其次商务配套的完善的建议(包括设立美食街、休闲娱乐设施、商旅住宿)占建议的39.8%，此外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完善的建议也较为集中。古镇社区服务相关配套因未完善，导致旅客承载能力有限。
对于古镇旅游服务完善建议中，急需引入SW古镇的风俗文化讲解，而对应的受访旅行社中，多数旅行社愿意再度组织到SW古镇旅游。
古村古镇开发的市场目前主要是旅游市场。古村古镇对一般游客的吸引力，主要在古建筑。但SW古镇的古建筑不具备周庄等整体成片的优势，因此需要在建筑之外做些文章。由于景区内新老建筑夹杂存在，使各景观带显得颇为分散，缺少一种整体性，也淡化了古镇的“古韵”。此外，古镇现在所有的景点都是展馆类，对SW古镇的历史文化进行静态的展示，而缺乏一种活态的人文景观，使游客对这里仅仅只有一种“教科书”般的印象，而没有更生动和深入的了解。参观点的内容贫乏且表达缺乏吸引力成为参观者一致意见和建议。当SW古镇推广工作正式作用于社会的时候，该问题会萌发外界对SW古镇文化遗产价值的信任危机。因此，我们认为，在静态展示的基础上，应该增加更多活态的本土文化，例如，定期举办一些体现本土文化特色的民俗活动，增加一批售卖本地特产的店铺，如本土特色食品、民间工艺等。这需要更深入发掘古镇内在的文化，更需要调动本地居民参与开发的积极性。
最后，对于旅游开发者来说，古村古镇能否可持续发展是开发成败的要点。
SW古镇为了今后的整体规划和可持续发展，解决拆建失控的问题，在政府支持下，旅游公司购买和租赁了160个相关物业建筑，先行保护起来，作为旅游公司持续发展的资源。这些物业按其文物价值和建筑年代分为：法定文物保护建筑(17处)，清代历史建筑(6处)，民国时期历史建筑(35处)，人民公社时期(1958-1984)历史建筑(6处)，近30年(1984-2012)建筑(66处)，古镇开发项目新建建筑(4处)，已经拆除或改动过大的建筑(26处)等7类。SW古镇进行旅游开发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历史文化，故而镇政府和旅游公司一开始就希望将各种文化资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进行统一规划开发。
过去几年，镇政府在SW古镇保护和开发工作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包括时间、政治资源和金钱。古镇遇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生机会，历史文化自60多年来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然而，一系列投入之后也带来了相应的压力。由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思想是因开发而保护，因此，保护投入被计算成为经济增长成本。为应对何时和如何收回成本的质疑和压力，急功近利可能成为政府管理部门对SW古镇保护和开发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旅游公司占有景区大部分物业资源后，对私有物业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但由于对“何为遗产”的资本组成和遗产结构认知不明确，规划迟迟没有****或缺乏落地的可行性，这些物业大量闲置而成为巨大的包袱，每年白白付出几十万元的租金，旅游公司为此压力很大。目前，SW古镇经过修整可以对外开放的物业，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他物业多处于闲置状态，不仅不能发挥作用，巨大的维护成本，可能使“资源”成为“包袱”。因此，如何开发这些物业，成为旅游公司特别头痛的事。
这种行为的最终结果，会在和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工作与市场需求发生差异时停止，或者完全任由市场支配而导致面目全非。
我们认为，必须将保护和开发从工作内容和资金来源进行实质分离，并将文化保护作为开发的基础工作进行，尤其在资金组织方面。不应该将文化保护的投入视为经营成本。
SW古镇可开发资源的开发和管理调查显示，旅游公司成为整个SW古镇历史文化保护与对外开放的主要责任承担者，它的收入来自政府拨款和SW古镇对外开放收费项目收入。目前，旅游公司财务呈现亏损状态，主要体现在常态对外开放收费项目收入无法平衡旅游公司日常支出。这些支出主要是旅游公司对SW镇社区日常管理费用和支付还没有开发和经营物业的租赁费。
决策管理上，旅游公司因为机制和资金来源的原因，受政府主管部门行政影响为主。加上目前的财务状况，令旅游公司管理层决策常处于被动状态。削减开支和裁员成为经营手段之一被多次使用。
不久前对SW古镇的围闭收费尝试，是具有管理垄断色彩的行为，引发媒体公开质疑和公共关系危机，也使客流量减少。我们认为，不注意文化内容的建设，再设多少卡也是收不到钱的。使用该方法的正确动机应该是基于吸引力。
事实告诉我们，过去100年内，许多历史乡村，由于战争、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遇到了多次毁灭性的打击。形式曾经是暴力和血腥的。在开放改革的今天，同样性质的冲击以经济发展方式出现，气氛截然不同。但所有问题依然归结到这些方面：谁的祠堂?谁的资源?谁是资源的主体?谁是文化的传承人和受益者?文化遗产如何构成?其资源和资本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在当前现实中，这些资源能否共享?如何共享?
目前，古村古镇文化保护与对外开放已经遇到了历史上最有前景的机遇。但对历史建筑进行修葺和对古村古镇文化资源的挖掘，依旧需要保持尊重和耐心的态度，切忌机会主义和急功近利行为，更不能进行资源垄断和****独占。无论是物质硬件和文化软件，我们需要以善待文化遗产的精神，本着对历史和后人负责的态度，耐心而谨慎地处理好古村古镇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政府管理和商业经营行为，应该以利益相关群体的整体利益为重，鼓励社区参与，任何和民间利益有潜在冲突或者具有争夺性质的决定，都应该谨慎或者避免。在古村古镇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中，应该充分尊重历史文化及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
作者简介：
邓启耀，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广州历史乡村保护与发展协会会长
本文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一期。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6第二期摘录(2500字)
《历史与社会》(文摘)2016第一期以《古村落保护与开发中的问题与思考》为题摘录(3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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