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字君谟，仙游人。宋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后，任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他一度还被选为皇宫侍讲，当过仁宗老师。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更换了宰相，亲自提拔余靖、欧阳修、王素为监察官，也任命蔡囊知谏院官。蔡襄后参与范仲淹、欧阳修一起倡导的“庆历新政”活动，显示出其在政治上富有改革精神。

  当时，宋廷跟北方的契丹关系处于和缓。但是，西夏的李元昊崛起不时寇边要隘，环庆、延州两地均被侵掠。宋廷出兵抵御难以取胜，弄得国内军费支出庞大，国家财政日渐困难，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蔡襄考宋太祖开宝年间（968年-975年）全国兵额为37万人，至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已增至129.9万人。军费支出达四千四百万元，但兵卒素质低，老弱多，不堪上阵者占一定比例，针对这种情况，蔡襄认为当前军队非改革不可。他向仁宗皇帝上《强兵疏》中曰：“臣约一岁统计，天下之入民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具体措施：凡是全军中老者、病弱者、武艺不精者，遣至近里、州、军去或罢归之；同时，边郡之地多山险峻，军中的老马、病瘦瘠马、不堪驱逐马，一概不可用。这样做到兵精马壮，作战必胜而力倍增。

  其次，蔡襄还上《乞置乡兵疏》，建议朝廷仿效唐代，在民间设置乡兵制度，以巩固边防。唐时，全国设六百三十四府，各府兵士出征时，由临时任命主将率领，战争结束后，将领归朝廷供养，兵士散回各府，平时练兵和择马等费用，可大大减轻国家负担。该疏云：“籍民于官，不离乡里，农隙教习武艺，其余时则归家，有警急则集守备。今若置之，不费国家之用，足为天下根本矣。”

  其三，蔡襄又上《强国疏》指出：“兵曰益多，官曰益冗，财物有限而支费无涯。国之所以贫也，然则富国有术乎，必先用意于兵，然后可言富国术。臣故曰今之为政，强兵为第一事，富国为第二事。”他把“强兵”与“富国”讲得很辩证，分析得很透彻。此外，他自己还撰写《国论要目》十二篇，都是论治国策略，并与范仲淹、欧阳修一起倡导“庆历新政”活动，目的在于革除弊病，修明政治。实际上，当时蔡襄的强兵富国的策略和措施是可靠的，可是优柔寡断的仁宗皇帝前怕狼后怕虎；加上守旧派极力阻挠，未能逐一付于实施，以致宋廷积重难返。　　 蔡襄在政治上富有改革精神，是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的，他的改革主张和一系列措施，以后为王安石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