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九年(1670年)庚戌科状元，乃浙江德清人氏蔡启僔。蔡启僔是个典型的官二代。他的父亲做过明朝的副部级高干(吏部侍郎)，所以他自小就跟着父亲在京城居住。虽为官二代，但蔡启僔并不纨绔。他整日素食布衣，生活非常勤俭朴素，从不炫富摆阔。这在当时的高干子弟之中，属于比较罕见的那种。在少年时代，蔡启僔就有热爱学习的好习惯，“手不离简编，口不绝吟哦，其攻苦异常”，走到哪学到哪，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对于一些有用的书籍，有心的蔡启僔都用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他这样做，倒不是为了省钱低碳，而是认为这样做，对于加深学习内容的理解和记忆，有着很大的帮助作用。蔡启僔的老爸在为大明政府服务的时候，曾经负责过新科进士庆祝宴会的组织操办工作。为了启发教育儿子，为他树立学习赶超的榜样，蔡老爸便常常带蔡启僔去旁观宴会盛况。这一招还真起作用，进士宴会那盛大的场面群贤云集的气派，使少年蔡启僔深受震撼,从而早早就立下了刻苦攻读，将来一定跻身其中的宏伟志向。

  可见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启发式教育比简单粗暴的体罚责骂，效果要好得多。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蔡启僔终于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个五十一岁的小老头了。虽说攻读赶考的时间长了一些，但人家毕竟还是成功了。中国古代科举史上，有个比较有名的“查名”公案。有人把这故事安在了明代万历年间状元杨守勤身上，也有人把它放到了蔡启僔的头上。传说嘛,放在谁身上都是无所谓的，不必太较真。笔者在《大明状元》一书关于杨守勤的篇章中，已经介绍过这段有趣的故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刚刚中了状元，蔡启僔和几个同级进士就被召进皇宫，同康熙皇帝进行座谈交流。蔡启僔的才学见解，深受这位少年皇帝的赞赏。皇帝一高兴，当场就聘任他为自己的辅导老师兼随身文字秘书(日讲起居注官)。按照惯例，新科状元一般要在翰林院实习考察一段时间，才能被安排做这样的工作。在清代，刚考上状元就获此待遇的,蔡启僔为第一人。这应该是比较光荣的一件事情了，大家一时议论纷纷，羡慕得不得了。考上状元两年之后,蔡启僔与顺治年间状元徐元文的哥哥、同探花徐乾学一起，被选派担任顺天乡试，也就是京师乡试考官王工作中蔡启僔秉公办事，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地选拔具有真才实学之士。本次乡试所录取的举人，人才济济，日后出了很多重臣名士。以至于后来有人评价说，此次乡试“得人最盛”。这次多试过后不久，蔡启僔“因小过，时遭吏议”，便引咎辞职回家了。至于这“小过”究竟是啥，史料记载语焉不详，估计与科举有关，但绝不是徇私舞弊。他在当考官的时候，锐意改革，革除时弊，不可能不得罪人。同时，这样做必然有不按老规矩办事之处，很容易让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小辫子。回家不久，蔡启僔的老母亲去世了。为老母亲守孝之后,他一度又回到北京上班，并得到提拔重用，担任了詹事府的右春坊右赞善。詹事府这个单位是管理太子府事务的机构，在培养皇帝接班人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在乾隆之前比较受皇帝重视。

  雍正以后不立太子，这个部门才逐渐无事可做，成了空壳。大约是经年累月的坎坷科举经历、官场的勾心斗角，使蔡启僔耗尽了心神精力，他也跟自己的状元学兄严我斯、缪形一样，看透了“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宦海沉浮。回京上班没几年，他就以自己的脚有毛病为由，再度请假回家修养去了。他这一去,再也不曾重返官场。回到家乡之后，蔡启僔过起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乡居生活。在乡间，他一身轻松地每天写写诗、绘绘画、下下棋什么的，日子过得好不逍遥自在。在古代,科举之人很看重师生名分。

  对于考生来说，一朝为考官，终生称尊师。当蔡启傅在顺天乡试中录取的考生们成了气候以后，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位恩师纷纷劝说自己的老师再度出山，更好地为政府和民众服务。有人还自告奋勇地表示，可以积极为老师斡旋推荐。对官场、对人生已经彻底看透的蔡启佯，丝毫不为众人劝说所动。他笑着对劝解者说：“如今天下太平,想为政府和民众服个大务的人,那可是多了去了。所以说，像我这个样的出不出去工作无碍大局。不妨留下一两个在山林之间，权当是盛世之中的花絮点缀吧。”六十四岁那年，蔡启僔病逝于家中。

  蔡启傅有两个同级进士同学比较有名，一个是名列“顺康四大家”之一的著名学者李光地，位列本科二甲二名；另一个是著名画家王原祁，位列本科二甲二十名。大文豪王渔洋(王士禛)的另一个哥哥王士祜,也是本科进士，位列二甲十名。蔡启僔有个侄子也挺牛，此人名叫蔡升元，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壬戌科状元获得者。关于他的事迹，笔者后面还要专门予以介绍。在清代，像蔡氏叔侄状元这类的科举佳话，比明代还要多，且容在下慢慢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