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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福建著名女作家、文艺评论家林爱枝所著的《漫议兄弟左右相——蔡京、蔡卞》一文。作者现任省政协文史委主任，北大中文系毕业，原任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还曾任过福建日报社福州记者站站长，福建日报记者处处长和福建日报编委，福州市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务，主持和创办过《福州晚报》、福州市电视台电视艺术中心，组织摄制过长篇电视连续剧《蜡烛刚刚燃烧》和《马江之战》。作者走进仙游县历史最悠久而丰富的枫亭镇，走进近千年前北宋中晚期王安石、宋神宗及其后继者所进行的那场为后人喋喋不休地争论的改革的历史。她以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的眼光，吸收消化了浩瀚史料中的各种观点，较为客观公允地评价蔡京、蔡卞这对从东海一隅枫亭镇农村走出去的兄弟俩在北宋历史中的作用、影响和功过是非。作者认为改革、图新是社会进步的需要，文中许多地方有作者独立的见解。
2010年1月,我参加了“走进仙游”的采风活动。
我选写的题目是“三蔡文化”(襄、京、卞),他们都是枫亭镇人。家乡的父老乡亲认为他们是历史人文文化的代表。其实,再深入一些了解,岂止他们,蔡氏一族,还有其他人才；别的族姓也有堪称社会栋梁之出类拔萃人物。
走进枫亭镇,一股十分浓郁的文化氛围扑面而来。我首先看到一份内刊,刊名叫《枫亭文化研究》,为老作家许怀中题写。栏目还很丰富:“ 文化特讯” 、“研究会动态” 、“古籍研究” 、“文化集锦” 、“民俗研究” 、“历史人物”等等,还特辟了一个栏目:“二蔡(襄、京)研究”。他们还成立了枫亭文化研究会,有一批热爱家乡文化人为之工作,他们中有退休的大学、中学教师,有政协文史工作者,有画家；还能征集到有关专家学者为之撰写的文稿,使这个页码不多的刊物颇有质量,颇有可读性。
限于篇幅,本文把蔡襄分出,只讲京、卞兄弟。
【一】
谈仙游的历史文化名人,不应回避蔡京和蔡卞。他们是同胞兄弟,同榜登科,同朝为官,一同经历北宋中后期的政治风云。蔡卞先于蔡京过世,赠“太傅”谥“文正”。蔡京死于流放途中。42年后,宋孝宗乾道二年,以宋宰相级迁葬故里。
蔡京为官50年,五度拜相,史上唯一。他仕途坎坷,起起落落,与北宋王朝的政治斗争相伴随；他是王安石变法的推崇者、实践者,与新政新学共沉浮。
他被作为“奸臣”诟骂了1000多年,但1000年来,也有不少同僚、名人、专家为他正名、说公道话。近年来,随着政治气候的暖和, “百家争鸣”氛围的渐浓,更有一些文章,对这两位“兄弟左右相”进行客观评价。
每个人都是一个综合体,本文也想多侧面地对比略谈一二。
蔡京在变法、更法、绍圣、靖康的几个重要时段。
宋神宗、王安石朝,变法开始。京、卞才登科,京先任舒州团练推官,后逐步升迁到朝廷任职,以精明干练和多才多艺著称朝野。蔡卞初任江阴主簿,以其年轻才俊被王安石看中,招为女婿,调入京城任职。
他们自步入仕途始,就卷进了变法、更法的风云中。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更法,章惇再推行新法,蔡京都积极参与,都有成效,三位宰相都满意称赞。结果,却为自己换来了“心术不正” 、“心藏奸巧、见风使舵”的指责。
哲宗亲政后,京、卞参与和主持许多新法的恢复事务,如详定了“国子监三学及外州州学制”,将常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等法总为一书,颁之天下等等。徽宗即位。他采纳了曾布意见:调和两派,持平用中,形成以徽宗、向太后、左相韩忠彦、右相曾布的统治核心,希望造就一种“法无新旧,便民则为利,人无彼此,当材用则可”的局面,明确表示要两党消除成见,共图国是。但返朝的元祐党人，不断上疏弹劾，先让章惇贬官，再让蔡卞一再贬官。至于蔡京，先是徽宗、向太后不愿意外放，但元祐党人不依不饶轮番向皇上、太后进谏、游说，甚至指责太后庇护蔡京。连蔡京与蔡襄是同族兄弟也说是“欲附名阀”，修建木兰陂亦为“决水而灌田，以答兴化之谶”，变成了罪过。徽宗只好让蔡京知永兴军，后改知江宁府。
徽宗面对诸多未能解决的弊政，尤其是国用亏空的财政困难，想继续改革、推行新法。那么谁为帮手呢？专门负责记录皇帝大大小小各种各样言论举止的邓洵武给了皇上一张图，即著名的“爱莫助之图”。此图仿效《史记》中的年表，按照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等七类，每类又分为左右两栏，左为变法派，右为反对派。结果，变法派的寥寥无几，从上到下五七人而已，而反对派的则有100多人。邓洵武直言，假如皇上要继承父志，就非用蔡京不可。还有大臣向徽宗说了以京为相的10个理由。徽宗决定相京。对他说“有神宗创法之制，中道未竟。先帝（哲宗）继之，而两曹帘帷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历观在廷，无与为治者。今朕相卿，其将何以教之？”蔡京誓曰：“愿尽死！”便开始了宰相生涯，这是他一生仕途中最辉煌的时段。
由于元祐党人的不依不侥、死缠烂打，激怒了徽宗，之后便出现了“崇宁党锢”事件。此事发生在蔡京入相前两个月。在徽宗、曾布主持下，设立元祐党籍，起初入籍者50多人，“各夺官有差，并令三省籍记，不得与在京差遣”（不得在京任职）之后，又“禁司马光等二十一人子孙任京”。蔡京入相后，徽宗将元符末应朝廷诏示参加讨论时局是非的上书尽数交给蔡京，让他找人阅读分类，其中拥护新法的人正等，表扬恩赏，反对新法的分邪上、邪中、邪下计542人。徽宗御笔亲点其中119人名单，刻石立于端礼门，之后又以元祐党人98人名单令京城以外各路、州、军刻石昭示。徽宗亲书石碑于文德殿门。蔡京奉诏书碑颁布于全国各州、县。但一年多以后，就解除了对元祐党人父兄子弟的禁令，不久，还销毁了立在朝堂与各地的元祐党人碑，开始复叙元祐党人。元祐党人苏辙死后，蔡京奏请给予其子孙较好的待遇；还设法援复刘世安及其他一些元祐党人。
宣和二年，蔡京以太师、鲁国公职级退隐归居。金兵南侵，迅速度过黄河，直逼北宋首都汴京（今开封）。为使和谈成功，徽宗传位于太子，为钦宗，定“靖康元年”。钦宗朝时间不长，可留予后人说道的主要有二件事。一是对金乞和，因此对方提出的条件如数答应。二是钦宗相信徽宗有复辟企图，而导致内讧，对先朝大臣大加清洗和杀戮。徽宗被软禁。对蔡京的弹劾也在加码。有太学生陈东数次领数百同学伏阙上书，认为蔡京等“六贼”应对金兵入侵负责。又说太上皇随行人员中重要人物都是蔡京的亲人和亲信，有挟持徽宗实行复辟的危险。又有侍御史孙觌弹劾：“太师蔡京四任宰相，前后二十年，挟继志述事之名，建蠹园害民之政，祖宗法度废移几尽，托丰亨豫大之说，倡穷奢极侈之风，而公私积蓄扫荡无余，立御笔之限以阴怀封驳之法，置曲学之科以杜塞谏诤之路，汲引群小充满要途，禁锢忠良悉为朋党，……”又有御史常安民上奏：“蔡京之奸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内结中官，外连台谏，今在朝之臣，亲党过半。”于是对蔡京的处置也层层加码。不断流放到更边远更困苦的地方。
一些大臣如李纲、吴敏、杨时等对这种有失公允、缺乏证据的“罪状”，表示了反对意见，但都遭到了攻击；有的仅因“不言京之过”而受打击。蔡京上书托李纲交皇上，要求面君辩白。钦宗却派驿传飞令其远离，于是，蔡京一再颠沛流离于流放途中，至死。其子孙亲人共23人受株连，有两个儿子被赐死，一个当驸马的儿子和公主媳妇都被押往金国做人质，媳妇茂德公主还被宋钦宗和亲献给金国二太子。
金兵很快攻破宋都，徽、钦父子被掠北上，北宋灭亡。此事发生在蔡京客死数月之后。
蔡京为什么要为北宋灭亡担责呢？就笔者所掌握的史料，找不到结点，他早已告老出朝，钦宗朝政他没有发言权，对金不论战、和，他都没有言行，既不主和，更没有去签订割地赔款的条约；在内讧问题上他只有挨打的份。想想，唯有时任宰相的赵鼎说出了原委，他上奏道：“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原来是变法惹的祸。又奏：“崇、观之失，不归之蔡京，使何人任责？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原私恩而薄祖宗之人也”。
在封建社会，祖宗成法是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谁敢改变即是异端邪说。自古以来皇帝是不能骂的，只能骂臣子，尤其是宰相，臣子的领头羊，有难时自然要当替罪羊。蔡京如何不“奸臣”？王安石还被宋理宗说成“千苦罪人”呢。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一针见血指出，“徽宗南奔以避寇，势迫而不容勿避，避之尚未足以亡也，其成乎必亡者，内禅委位于钦宗也。……本不可为人之君，而又委位于人，自失其柄……是出奔犹未失，而内禅之失，不可救矣。”直指徽宗让位之过，北宋亡于钦宗。南宋建立，赵构登基，为高宗。他也避讳，难以启齿父、兄二帝在北宋灭亡中的罪责，需要掩盖靖康内讧中父、兄二帝相杀和妄杀大臣的丑闻，以维护皇家体面。
历史长河的流动，分明让人看到，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总是要伴随着许多改革、图新，否则历史就要停滞，这似乎是常识。在变与不变中出现不同意见，原本是正常的，新法也不可能十全十美，或在施行中出现了偏差，这完全可以通过争辩来解决问题。但回望历史，有不少朝代因不同政见变成党争，形成朋党，势不两立。今天这方占了上风，便罗织罪名置人于死地，明日，那方得势，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冤冤相报，酿成许多悲剧，以致误朝亡国。北宋为中国社会的繁荣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也为后人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蔡京的善政
这里略举两例
一是设置安济坊、居养院和漏泽园。具体地说，安济坊用于救济有疾病而无力医治者；居养院“以处鳏寡孤独”；漏泽园是由政府划地专门安葬无力举丧的穷人。这些措施当时都列入了考核地方官员的内容。而且得到徽宗的重视，一再颁诏，要求各地认真施行：“居养、安济、漏泽为仁政先，欲鳏寡孤独养生送死，各不失所而已”；“鳏寡孤独有院以居养，疾病者有坊以安济，死者有园以葬，王道之本也。”但这个善政，也因蔡京的沉浮而受影响，不论是政策，还是机构的存废。著名学者顾炎武指出，“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这种因人废事有史以来比比皆是。
二是修建木兰陂。如今很少有人知晓京、卞兄弟在修建木兰陂中的作用，但查阅木兰陂的史料，却分明看到有关记载，说明民心是公正的。这木兰溪在莆田境内，流入兴化湾。每遇海潮来涌，溯溪而上，便使溪水咸淡混杂，无法灌溉农田：“流膏美利，空堕于海”，如遇洪水，又“泻卤弥天”以以致莆田南北洋“只生薄草，不长禾苗”。时有长乐女子钱四娘携款，又有长乐退休进士从世倾尽家财，两度修陂，但均未修成。在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中，就有，《农田水利法》要求全国各地大兴水利，还辅以谁出钱出力，谁得利得名的政策。藉此，京、卞兄弟二次上书，请准修建木兰陂。朝廷允奏，还招募筑陂者。蔡京先后致书侯官富户李宏，又动员14位富户，募得近80万缗，使木兰陂修成，可灌溉良田数10万亩，旱涝无妨，是古代最著名的水利工程之一。后人有评：木兰陂堪与都江堰、灵渠相媲美。宣和元年，兴化军知军占时升在《木兰志序》中说：“甚哉水之为利害（利与害）也，司马相（司马光当宰相），而临川（王安石是临川人）新法罢革殆尽，唯留水利一科，谓百害中获一利。予未有所验，及守兴化，览木兰陂，当其时，绌私钱（花的私人钱）数十万缗，赢公钱（政府的财政）数千万缗，毁私田数十百亩，溉出田数十万亩，倘所谓害中伏利，信然哉！信然哉！”后人还有不少诗词、文章记叙京、卞兄弟修陂盛事，如南宋中期曾身居执政的龚茂良的《题木兰陂》、南宋大儒林光朝的《木兰即事》、明知府余文的《重修木兰陂记》等等都谈到京、卞的功劳，还认为与蔡襄修洛阳桥可以相提并论。”
蔡京的才干
蔡京得到徽宗的信任。他以继承和完善宋神宗、王安石的新法、新学为中心，制定有关法度。他按“宗室、冗官、国用、商派、盐泽、赋调、尹牧等几件政之大者”，每事委以三员讨论，成法后加以实施。
蔡京进一步推行并完善教育改革，大力发展学校。他奏请在州、县普遍设立学校，也实行三舍法，形成了县学、州学、太学教育网络。
他是理财高手。经过政治动荡，加之冗官、冗兵等诸多弊政，国库不盈。作为总理大臣、大管家的蔡京责无旁贷，要去谋划。有个很精彩生动的例子，说蔡京入相没几天，就有巨商六七人，带着一捆捆哲宗朝的“官钞”（即今日之白条），向朝廷索债，说是章相公章惇、曾相公曾布某年某月向我们借的，计总370万缗。蔡京上奏：“臣请偿之”。“卿果能为朕偿之耶？”原来蔡京用的办法是盘点京城各司仓库，把不用的物资打包作价，交由各巨商出售，以抵欠钞。果然有效，被称为“打套折钞法”。
为根本解决国用匮乏的困难，蔡京对盐法、茶法的改革是最有效果的。他三次改变茶法，最后形成了严密而系统的“以引榷茶”的合同法。具体地讲就是：茶引（即今日的许可证）的印造和发卖权归中央。茶商到各地官府买，茶引和官造盛茶的包装物叫“笼篰”，由官府管理部门称量、点检、封记，到指定地点再由官府启封，才能发卖。盐法方面，蔡京改变了由官府直接运盐到各州军贩卖的做法，改为商旅赴盐场请贩，以下各环节与茶法同。由此，茶盐两宗专卖成了国家财政的大宗财源。由于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度，大大促进了生产、运输和销售，对北宋经济的复苏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还有方田、免役、均输、青苗、钱法等在蔡京为相时都有相应的推行。总之王安石新法经过三代君王神宗、哲宗、徽宗和三代宰相王安石、章惇、蔡京的努力下，历经60年，使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和繁荣。陈寅恪先生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以往一味渲染宋之‘积贫积弱’比较片面。”邓广铭先生亦评价说：“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曾任宋史学会副会长的张邦炜说：“研究北宋晚期历史，难点在‘蔡京变法’”，“蔡京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在等各个方面，其牵面之广，影响之大恐怕不亚于王安石变法”。
蔡京的才华
蔡京的艺术才华最为人推崇的是书法，以至于“苏、黄、米、蔡”四大家中的“蔡”是襄还是京？为之争论至今。其实，依笔者之见，这事本身不必争论。书法作为一门艺术，肯定有不同风格，也就允许对不同风格的各自欣赏。恰如对文学艺术的欣赏一样，可以沉吟“寻寻觅觅悽悽惨惨戚戚”，也可以放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孰好孰坏？都好！对于襄、京的书法欣赏也必定如此。
蔡京学习书法先发蒙于其族兄蔡襄，后几度弃师、择师，最后形成了独具特钯的书法风格。这种精益求精，努力奋进的精神无疑是可取的。蔡京的书法作品遭到千多年的损坏，流传至今的不多。笔者看到了几幅，感到他为少林寺题写的“面壁之塔”最为动人，浑厚大气，又不失规整。《宣和书谱》评论蔡京书法：“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臣立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本朝题榜不可胜计，作龟山两字，磐结壮重,笔力遒劲,巍巍若神龟之载昆仑,翩翩如大鹏之翻瀚海,识与不识,见者莫不耸动。”当代书法家启功评论说：“北宋书风，蔡襄、欧阳修、刘敞诸家为一宗，有继承而无发展。苏黄为一宗，不肯接受旧格牢笼，大出新意而不违古法。二蔡（京、卞）、米芾为一宗，体势在开张中有聚散，用笔在遒劲中见姿媚。以法备态足言，此一宗在宋人中实称巨擘。”
蔡京的文章诗词亦备受称赞。《宣和书谱》说他“喜为文辞，作诗敏妙，得杜甫句律。制诰表章，用事详明，器体高妙。于应制之际，挥翰勤敏，文不加点，若夙构者未尝藁”。徽宗之所以十分倚重蔡京，有两点可说，一是他们为艺术知交。徽宗还是端王时就求购过蔡京的书法作品。京入相后，每每于宫廷宴钦时，共同欣赏字画，共同诗酒酬唱，君臣和乐融融……二是蔡京以其才干，能解帝王国用匮乏之危，使他安坐帝位。但蔡京的诗文保留下来的也不多。艺术作品本无过错，因人而毁废，实为憾事。
这里录两首：
“送君不折都门柳，送君不设阳关酒，惟取西陵松树枝，与尔相看岁寒友。”这是送友之作。
“八十衰年初谢，三千里外无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遥望神京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事漫繁华，到此翻成梦话。”这是绝命词。
读来深感质朴、平实，无矫饰、不华丽，情真意切，诗情、意境皆有。
【二】
蔡卞与蔡京是同胞兄弟，在几十年的官宦生涯中，兄弟几乎同进退。
《宣和书谱》说：蔡卞“少与其兄（京）游太学，驰声一时，同年又进士第，王安石见而奇之，妻于女，使从已学，得王安石学术议论为多，自以王氏学抎一时，时流归之”。又说：“初王安石镇金陵，作《精义堂记》，令卞书以进，由是神考（神宗）知其名，自迩进用，多文字职”。新学的核心著作《三经新义》就是王安石、王雱、蔡卞合著，为王安石新法的推行从儒学经典中寻找和阐明理论。其中《诗新义》就是蔡卞执笔的。这时，他只是为新政做理论准备。此后，他坚定不移地捍卫新学并成为王氏新学的主要传承人。他与其兄一同二次上书，请准修建木兰陂，修成。元祐党人弹劾变法派人物时，京被外放，卞也因“新进少年，越次暴进，论德业则未试，语公望则素轻”而被罢去侍读兼职。
哲宗亲政，兄弟二人被召回朝廷任用，并同修国史。四年后，蔡卞升任尚书左丞，与宰相章惇、枢密院曾布同为朝廷核心人物。卞回哲宗上书道：“先帝盛德大业，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实录》所记，类多疑似不根，乞验索审订，重行刊定，使后世无所迷惑”，请旨为《神宗实录》勘误。哲宗命蔡卞取王安石《日录》作对照，并诏令原实录编修者临场供答材料来源，竟答：“别无按据，得之传闻”。哲宗曰：“史官敢如此诞谩不恭！”遂皆被夺官窜黜。又命蔡卞详定“国子临三学及外州州学制”。
因蔡卞在朝多司文字职，因此，参与了“编排元祐章牍”等活动。宋史说蔡卞“未论绍述之说，上欺天子，下协同列，凡中伤善类，皆密疏建白，然后请帝亲答付外之”。又说卞“深阻寡言，卞心难见”，还列了六大罪状。而近代史家梁启超却说，加给蔡卞的这些罪状，“凡此皆莫须有者也”。
从史料记载看，他的官声比较好，除了卷入一些元祐党争外，从正常的为官履职看，留下了一些可称赞之处 。
史载元祐年间，蔡卞，“哲宗立，迁礼部侍郎。使于辽，辽人颇闻其名。卞适有寒疾，命戴以白驰车，典客者曰：‘此，君所乘，盖异礼也’”。说明蔡卞名声很好，出使邻国，受到极高的礼遇，以君礼待之。使还朝，以龙图阁待制知宣州，徒江宁府，历扬、广、洵、陈五州。还说，“广州宝县丛湊，一无所取。及徒越，夷人清其去，以蔷薇露酒衣送之。”可见其在官声廉政上对自己是严格要求的。
有资料记载，卞任地方官时也很注意民生保障，使一方平安。比如在广州任上，有医生王士良，掌握有治瘟疫的钩藤散秘方。他即了解配方、用法，以备之。后果遇疫病，派上了用场。
历史对于现实总是一面镜子，不论经验、教训，皆可为鉴。但唯有客观公允，实事求是，才有鉴的价值。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宋史专家、宋史研究人员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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