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正是家族制度的外化表现形式。几千年来，中国的家族制度一直交织于田园风味的生活理想中，这种生活理想，田园情怀，返璞归真的态度，以趋福避祸的方式，诠释着中国人清淡的幸福。

   事实上，从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角度，“家族之长存”对于推动民族的发展壮大，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传统中国人对于宗祠的感情，朴素、淳厚，无可扼制，无法割裂。无疑，宗祠是传统中国人心中血缘崇拜的圣殿，是灵魂皈依所在。是宗族血脉所系，也是宗族盛衰的标志。

   兴旺的家族，四时祭享、香火不断；衰败的宗族，祠堂残颓，香火断绝。它以血缘为基石，以亲情为纽带，穿越漫长的时空隧道，使后人保持着与祖先心灵的沟通。在以血缘为坐标的宗族关系中，祠堂是尊祖敬宗的联结点。

   读懂了祠堂，也就读懂了宗族文化的真谛。朱熹在《家礼》中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而且，“或有水盗，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品，后及家财”。

   在朱熹时期，祠堂被视为高于一切，为家族命运之所系，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正因为这样，名宦巨贾，豪门望族，均建祠堂，以显其本，以祭其祖。宗法、血缘观念也应运得以强化。传统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年轻在外漂流闯荡，就算是千里万里之遥，临到老了，都希望能回到故里，站到祖宗牌位前，跟先人唠嗑唠嗑，对对话，聊聊家事国事天下事以及难言的心事。

   这样的时候，该有多少追思之念、尘世之想、家园情怀在心头荡漾啊！应该说，爱国家爱民族之情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对亲人的爱，哪来对旁人的爱？没有对家族的爱，哪来对民族的爱？可以说，每一座祠堂背后，都凝聚着世世代代许多人的情感。这种情感天长日久，延伸成为一种文化，一种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

   我们现在提倡的良好家风，实则就是祠堂文化的流转，家族文化的延伸。曾国藩的田园思想就是基于保存曾氏家族的理想，这种思想非常接近孔夫子的家族制度。曾国藩身居显要，而其致子侄辈的家书中，殷殷切切的，皆是戒奢戒侈的劝导。在一封家书中他写道：“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中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他所以有此等勉励朴素勤劳之劝告，因为他从心底希望家族壮大繁荣。

   曾国藩以为：大抵仕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则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七八世。朴素能令家族繁荣持久，又何尝不能令国家繁荣持久？诸子各家的家训，皆是如此。“勤勉做事，淳朴为人，崇尚简单生活”，成为最有价值的民族传统。宗祠和族谱总是分不开的。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也叫家谱、宗谱，它是血脉中流淌的记忆，是纯正血缘的可靠蓝本，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简而言之，即家族或宗族的史书。

   “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毛泽东说，“收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资料。”在门第等级观念盛行的宗法社会中，族谱是血缘传承世系的重要凭借，也即家族或家庭的档案。一些源起于贫贱之家的宗族在暴发后，往往要攀附名门，冒认祖先，以显示其高贵血统、祖宗的荫德。因此名门望族都强调秘藏族谱，严禁示人，以免同姓异宗族攀附冒认，故而有“黄金犹可借，家谱不可借”的古训，使家谱成为秘不示人的传家之宝。家族文化是中国宗祠文化的呈现。家族文化缩小了就是小家文化，放大了就是民族国家文化，祠堂是家族文化的支点所在，所具备的尊敬先人、崇扬贤德、教化后人、凝聚人心的作用，与建设和谐社会一脉相承，不谋而合。

   家和则国和，族兴则国兴。祠堂里的祖训族规，那些教人学好向善、爱国兴家的内容，是具有永恒的价值的。另一方面，祠堂很好地反映了一个地方的乡风民俗和建筑特色，实属难得的文化遗存。没有这些具象的东西，传统文化也就少了依附，少了说服力，时深日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陷入文化荒漠也就不是危言耸听了。

   所以说，祠堂，作为传统中国人心中的圣殿，其相应的文化，自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不可小视的值得传承的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