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是短促的,但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为中华文化艺术作出重大贡献,如蔡京者却不多见。几百年来,人们因受《宋史》对蔡京诬陷的影响,对蔡京的研究很不深入,且成果很少。而《水浒》作者因受《宋史》的影响,把蔡京描绘得十分可恶。其实无论是所谓“正史”的“述说”,或者小说的“戏说”,对蔡京的真实形象都做了违背历史的歪曲。以至谬种流传,遗害不浅。
在真理的面前人人平等,我不想在这篇短文中来论证蔡京一生的是是非非,我只想就蔡京在中华文化艺术上的贡献做一点述叙,以抛砖引玉,就教同好者。
【 一】
蔡京执政期间,在王安石改革的基础上吸取其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大胆的、分门别类的深层次改革,成效显著,使得国家经济得到了充分、良性的发展,经济状况大为改观,国家财力大为提升,每年的国家财政收入远远超过盛唐时期。这就使国家对科学文化事业的投入大大增加。首先表现在国家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工作人员数量的大增加、俸禄的大提高、工作环境的大改善。这种较为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界的文化创造事业提供了相当的空间和肥沃的土壤,因而在20年承平的社会气氛中,出现了我国科学文化的新高峰或者说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像诗词文艺的大繁荣,书画艺术的大灿烂,瓷艺的特精美,印刷术的特高超,天文仪器的特精密,造船、采矿、冶炼、火器、建筑等技术的大提高,以及中医中药的精深,都是经济发展、国丰民富直接造就的结果。如果没有蔡京改革的成功,没有经济实力的支撑和大量财力的投入,这一切成果都是不可想象的。
【二】
蔡京执政期间的改革理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他依据《易经》理论而独创的“丰、亨、豫、大”的治国理论大纲。大家都知道,《易经》是反映我中华民族崇高智慧的哲学。蔡京从《易经》中提取这所谓“四字治国大纲”,是大胆的、创造性的治国实践,他的实践全是按照“丰亨豫大”的《易经》哲理和内容来进行的。蔡京选用《易经》作为他执政的理论依据,完全是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时间之长,成果之丰是空前的。
他的“丰”,就是首先要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下大功夫,大力发展,形成国丰民富,文化倡盛繁荣的局面。
他的“亨”,就是要在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去实现“丰”的任务,顺利完成“丰”的最佳选择就是培养人才,从而做到事业的亨通。为培养全方位的人才,他制定了对知识分子最完整、最优惠、最宽松、最合理的政策,为几千年封建王朝所未有,对中华民族文化
事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此即孔子所说的:“亨者,嘉之会也。”对今人应当很有启迪。
他的“豫”,就是要让国家形成一个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国内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政治局面。因为只有长治久安的承平局面才能实现前面提到的“丰”、“亨”。而这就要执政者制定出一整套行政措施来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承平、人民和平相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和谐相处,更人性化的政策和管理制度。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在他执政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政策。他先后在甘肃、青海、贵州、云南、广西等地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同时并举。通过儒道文化的渗透促进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大发展,加快了少数民族汉化的进程,为中华民族文化在西南地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他的“大”,是“丰、亨、豫”的结果,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一个富强的大宋国的目标。可惜的是这个“大”的理想,被金国的入侵,北宋的灭亡而破灭。
蔡京用《易经》治国的理论,是他现实主义哲学的理论在宋代社会实践的成功,社会承平长达20年,直到他80高龄退出政治舞台,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这是他对中华文化的杰出贡献。正如北宋末期出版的《宣和书谱》中说:“于是二十年间天下无事,无一夫一物不被其泽,虽儿童走卒皆知其所以为太平宰相。”只是由于南宋以后,尤其是元朝编写的《宋史》出笼以后,那些出于种种不可告人的原因,污蔑蔡京为“佞臣”的文人墨客们,违背历史真实,掩盖历史真像,制造历史假象,把蔡京丑化。但真理终究是真理,假的毕竟是假的,蔡京在历史上的真正形象和历史地位终将逐渐被人们重新认识。
【三】
蔡京执政期间所进行的改革,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科举的大力改革,在王安石对科举改革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史称“崇宁兴学”。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扩展学校,新建学校,由政府保障学校的经济支出,为国家培养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太学增设了算学、医学、武学、画学、律学、道学等学科,使科举的考试范围,从单纯的文科发展到科学文化的许多领域,从而大大促进了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文化基础面的拓展,使知识分子的产生和成长,有了更好的学习和生活的环境,成才的平台,因而也大量的培养了各领域的领军人物,这对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事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都具有深刻而长久的意义。至于说他为科举制所作的许多政策上的规定和调整,为保证科举改革的成功,为保证知识分子的成才,保障知识分子的生活,就业等等而付出的努力,倾注的心血,更是非我这篇短文能够一一例举的。这连南宋时的文人都称赞说:“至于庠序学校之教也,首善于京(蔡京),自熙、丰始,乃详备讲说,谨严课诵,规绳以励其行,舍选以作其气。发挥《诗》、《书》之奥,顿革声律之弊……人才于此乎辈出,圣道因之而不坠。”(《挥尘录》)因此说蔡京对科举的大力改革,给中国科学文化的大发展所作的贡献,除应当充分肯定外,还给我们当代人许多的借鉴和启迪。
【四】
蔡京曾对中华书画艺术宝库做过系统的整理、宣传和评论。在他执政任宰相的近二十年中,以首席评审者的权威,把中华民族历代宫藏之书画艺术品,进行了国家级的整理,并对每件作品的主人翁进行公正的评论,此举在各朝各代是为独创,真是千年一遇,非常难得,为中华文化艺术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意义非凡而伟大,这就是著名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的编著和出版。蔡京不仅书法是大家,其绘画也极佳。没有蔡京的大力参与,这套传世名著就不可能如此恢宏,如此高品味地出版。(当然此书出版还有其它人的贡献,如宋徽宗、蔡卞、米芾等人)蔡京是北宋大书法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不可磨灭。所谓“苏黄米蔡”四大家,无论从历史时间还是从艺术角度来论证,“蔡”就是蔡京。北宋四大书法家,在中华文化艺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为世所公认。他们留下的珍贵作品是为国宝级的文物,弥足珍贵。
蔡京特别重视书画家的培养,在他执政时期,国家画院达到极盛状态。许多画家经过严格考试方可进入国家画院进行学习和工作。画院为他们提供极为理想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画院中创作出的著名作品。包括宋徽宗的一些著名绘画,就有画院高手的代笔。画院培养的画家中如南宋的大画家李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五】
蔡京执政期间编辑、整理、印刷、出版了大量的中华文化的重要典籍和巨著。比较著名的“宋代四大书”,即《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先后出版;沈括的《梦溪笔谈》,李诫的 《营造法式》等个人的科技著作陆续出版;国家级的《宣和睿览册》、《宣和博古图》出版;国家级的医药典籍《政和经史证类本草》出版;国家级的宗教典籍《道史》出版。至于前朝的经史,名人著作等等,则更是大量出版,广为流传,尤为学校所用,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继承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另外,蔡京还下令收集、设计、印刷和出版了著名的《大观帖》,为中华历代书法精品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
【六】
蔡京执政时,通过行政措施,大力推崇儒家和道家学说,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具有非凡而深远的意义。为今当儒学和道学在世界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蔡京推崇孔子提倡儒学。不惜花重金重修在曲阜的孔子庙和大成殿。宋政府下令对孔子“并用王者之制”孔子的地位被推到了顶峰;封孔子后代为“衍圣公”。蔡京还对孔子和孔庙的祭祀规定了一整套具有文化内含的规章制度,这些规范成为以后列朝列代的基
本模式,几百年没有多大的改变,可见其文化影响力之深远,儒学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一直延续至今,经久而不衰,就便一时受到打击,但谁也不可能搞垮儒学,大凡想搞垮儒学的人不论是谁,最后都被儒学所摧毁!
蔡京执政时,又对儒家学说的另一位主师爷孟子及其学说,大力推崇。曾拔专款三百万重修孟庙,并仿孔庙制度派专人管理。1122年,又拨二百万专款,在邹县南门外,新建孟庙,其规模仅次于孔庙,孟子的地位从此仅在孔子之后。孟子的学说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推崇,和孔子学说一样,成为儒家文化的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了孔孟为一体的儒家文化,它是儒学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一个有机的组合。中华文化的主动脉一一儒家文化,因其包括了孟子的学说,所以称作孔孟文化。孔孟学术地位的崇高性,正是在蔡京执政期间奠定的。
2、蔡京在推崇儒学的同时,也积极推崇道家及其学说。他向徽宗建议,汇集今古道教事迹,编辑、整理出版了“道史”,这为道家立史的做法,是历史的第一次,是继承和发展了宋真宗时对道教的推崇。(真宗时编撰了“道藏”书达四千三百多卷,全国大修道观,道教得以广泛流行。)蔡京执政期间,在科举中专门设立“道学”科,和其它学科一样按成绩任官职,官员分配到全国各道观去做管理,按级别领取俸禄。这就使道教和道教文化大大提升,成为国家宗教,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儒教的地位。为道教和道教文化的发展,乃至道教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道教在中华宗教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是因为它是土生土长的宗教文化,某种程度上说,它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因而也让中国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老百姓接受。所以直至当今,道教和道教文化乃有相当的发展空间,(如道家的风水学、养生学等等)人们对道家文化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相信道家文化将和儒学一样迅速走上世界文化的殿堂,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乃至积极地追随和崇敬。蔡京对道家和道学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也将越来越让人们清醒地认识。
【七】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至宋以来直到当今,几百年中,蔡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和他的真实形象一直被“史书”所掩盖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非此短文能给予诠释,但可以简约地指出,这都是出于各朝各代统治阶级统治的需要。比如南宋统治阶级是反对北宋的王安石,蔡京为代表的改革的,当然不会说改革者的好话。王安石、蔡京等被污蔑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而有意掩盖了北宋灭亡于因循保守的真像,这是南宋朝当权的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至于元朝统治者对汉人的残酷统治,尤其对“南人”的政治和文化的压迫政策,让那些写“宋史”的文人们不愿也不敢公开北宋经济和文化大发展的真像,因为说出北宋政府对文化教育的优惠政策的真情,就会形成元朝统治阶级对汉族知识分子高压政策的无形对比,尤其不会把蔡京执政时期发展科学文化艺术,对知识分子的优惠政策公开于众,因为这对元朝统治太不利了。用现代语言说,这就会造成严重的民族矛盾。至于明朝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打压的严苛政策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怎能希望他们来赞颂北宋蔡京时代的文化教育的优惠政策呢?到了清朝统治时期,文字狱的恐怖对知识分子的打压,足以让人们知道清朝文化统治的残酷性,他们怎么敢去赞扬蔡京的文化教育政策呢?中国近代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多么可悲、可怜,直到“文革”已发展到顶峰造极的地步。因而几百年来,各朝各代的政府机构,宣传部门谁会为蔡京的文化教育政策叫好呢?历史发展到今天,科学民主的口号已喊了百年,知识分子在科学文化中的地位,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似乎正被人们真正地认识到。因而今天才有可能平心静气地,不带历史偏见的,没有政治压力的,认认真真的考研北宋的文化艺术史,蔡京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我也才能敢于抛砖引玉,讲出这些见解来,以便和同好者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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