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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对于庆历新政的结果，有人是这么说的：“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
真的是这样的吗？庆历新政****了十大政治纲领，有抑侥幸、精贡举、厚农桑等，每一项都被废除了，一样也没有保留，彻底失败了？
但是，蔡襄却是历史见证者，他在福建办事效率高，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为纲。纲举目张，工作到位，想方设法完成好。《宋史》说：“（蔡襄）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复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复修起居住。”（《蔡襄传》）蔡襄于庆历五年四月，知福州；七年十一月，出任福建转运使，完成任务后回京任职。
蔡襄是庆历新政骨干分子，宋仁宗对他十分信任。他离开东京的原因，《宋史》写的很清楚，是因为母亲年纪大了，所以想回福建做官，知福州。后来，宋仁宗让他出任福建转运使，把整个福建交给他去治理。《宋史》列举了两件事，一是复五塘溉民田，二是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分别属于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六、九两条。这是庆历七年出任转运使以后做的事。在那时，他仍然在福建落实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这说明，所谓庆历新政彻底失败了，并没有符合历史客观实际，而是属于今天历史研究领域中不应该存在的浮夸风。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否认宋朝的历史就等于否认今天的中国。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说，在今天，中国所以会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她有一部历史悠久成就辉煌的的社会发展史，宋朝是个重要起点。所以，历史研究要警惕有些人采用否认历史上的中国，来达到否认今天的中国之目的。
据弘治《兴化府志》记载，蔡襄任职福建转运使以后，向宋仁宗递上《奏复五塘剳子》，解决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文章说，“莆田县有陂塘五所，胜寿、西冲、泰和、屯前、东塘，自来积水灌注塘下沿海咸地一千馀顷为田，约八千余家耕种为业。大中祥符（1008-1016）年中，有百姓陈清等陈状，于萩芦陂渠引水，灌注塘下民田，却决去五所陂塘，以地为田，官司妨碍，不与检给。天圣（1023-1031）年中，陈潭知军日，其陈清却与官户形势计会，同共请上件塘内地土，州县徇私曲理，先次给却屯前、泰和、东塘陂塘三所，去水为田，旧日仰塘水灌注之地尽皆焦旱。百姓争讼，州县一向抑迫不与申理。至李余庆知军日，陈清又请胜寿、西冲二塘为田，其时不与检给。宝元（1038-1040）年中汪随政内徇私顺情，一向检给，科率产钱供输赋税”。其结果，“自决去五所陂塘以来，沿海咸地止仰天雨，有种无收，州县多是不与放免税赋，是致人户逃移”。
上面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在庆历新政以前，莆田县农田水利建设不仅得不到重视，而且连已有的陂塘都遭到破坏。例如胜寿塘，是唐太宗贞观五年（631 年）建造的，有好几百年经济效益，但是到宋初时却被废之为田。州县面对民生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的利益，结果导致许多人家背乡离井，逃移他乡。直至庆历三年秋旱，官府才“放产税例及九分”。
有比较才能鉴别。蔡襄说：“窃缘旧作陂塘，灌田一千余顷，济活八千余家。及决塘为田以来，收得塘内田一百余顷，丰赡官势户三十余家，又年年雨水不充，放却赋税至多。”在这里，8000 多户和 30 多户，孰轻孰重，也就清楚了。所以，通过比较之后，他说：“若以民间利害，即贫困却八千余家，止丰赡得官户三十余家；若以官中租赋，即每年蠲放千顷租赋，只得百顷租赋，其为利害公私灼然。”从中可以看出，过去那些父母官就没有认真算好这笔账：这样做，无论是平民百姓收入，还是政府财政收入，都是一大损失。所以，复五塘溉民田，是落实庆历新政（六）厚农桑。这是其一。
其次，《奏乞减放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身丁米剳子》呢，则是落实庆历新政（九）覃恩信。该项要求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旨令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蔡襄说：“伏惟祖宗恢复天下，大去无名之歛，然诸州身丁，尚犹输纳。真宗皇帝哀怜百姓困穷之弊，祥符中（1008-1016 年）特降御札，除两浙、福建等六路身丁钱四十五万贯。漳泉兴三州，亦是丁钱折变作米，无人论奏，因依科纳，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三郡之人引领北望，迄今又四十年矣。”四十年间，三郡人希望减免人头税，但是却没有人替他们办事，连续几任转运使都不称职，即使“皇恩浩荡”也没有用处。所以，蔡襄进之说：“臣闻圣人以生为德，以孝为本。今陛下之民至有父母不肯养子，不亦累于生生之德乎？先朝所行之事，有所未尽，陛下推而行之，可谓至孝矣。伏望陛下进成先帝之仁，下恤远民之苦，蠲放三州军丁米，只令依建州例纳，岁纳口钱。”在这里字里行间，洋溢着蔡襄的爱民亲民思想，显示了办事雷厉风行的政治特色。就这么一请求，三郡人头税减免了一半。
蔡襄“复五塘灌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那是他带头落实庆历新政的具体表现。在蔡襄的带动下，福建政府官员重视兴修水利、为民办实事的新的风气掀起了。庆历新政以后，“厚农桑” 成了许多人的共识，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成为了官民的共同行动。
其三，庆历新政以后福建教育名列全国先进行列，这与蔡襄任福建转运使带头落实“精贡举”息息相关。朱维幹先生在总结麻沙出版业的文化背景时说：“政治上兼收并蓄，是仁宗时才有，南北的畛域解除了。于是，‘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 。” （《福建史稿》上册 247 页）。“
弘治《兴化府志》卷十五说，”庆历四年（1044 年）复有诏立县学，县满 200 户以上者“。这就是说，兴化军兴化县学很有可能是在庆历四年，或者是七年十一月蔡襄出任福建转运使以后立的。那时该县人口不多，就有一所县学，莆田县人口比她多了十几倍，也只有一所县学。那时县学和郡学相当于今天专门培养干部的本科大学，学生送礼部考核后就可以做官或去学校教学生。这说明，庆历新政后，宋仁宗重视山区教育，办教育向山区倾斜，兴化县因此得天独厚。而且那里的人民也没有辜负中央政府的期望，为国家奉献出了许多优秀人才。兴化县是这样，福建许多山区县也是这样，都有自己的县学。这就是说，精贡举从办好县学做起。庆历新政后，蔡襄刚好是福建路转运使，理所当然要把宋仁宗的新的决策落实到位。福建靠山面海，山区县多。宋仁宗办教育向山区倾斜，是福建教育名列全国先进行列的一个主要原因。之所以山区各地县学很有可能是蔡襄出任福建转运使以后办的，是因为办学一要花钱，二要师资，二者都要到位。蔡襄重视教育，而且是转运使，有路财，有人事权，他会想方设法把宋仁宗的这一决策落实好，让福建教育面貌焕然一新。
另据本市弘治《兴化府志》的《选举志》记载，嘉祐二年（1057年），”是年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进士和殿试者从此有了言论自由。殿试，让应试者为国家为人民出谋献策，是1043年庆历新政****的，名曰”精贡举“。这却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参加者每个人都已经得中进士，有了铁饭碗。没有正确的政策，就没有办法达到精贡举目的，因为他们怕这怕那，特别怕丢掉铁饭碗，不敢把心里话说出来。这就是说，有了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还不够，还要有具体的政策，请他们放心参政议政，并且还要考试以后马上兑现，让头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荣?薇取Ｕ馐侵厣停头７置鳌４又锌梢钥闯觯本俅笥形恼驴勺觯媲缶恢钡搅?057年，还有新的决策****。
值得指出，1045年蔡襄”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无独有偶，范仲淹也找理由，离开了京城，去地方任职。这样做不是坏事，而是功成身退，风格高，好事情。所以，不能因为他们去地方任职了，就说庆历新政失败了。那样做是想当然的毫无根据的。
功成身退出自老子名言，《道德经》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也。“意思是说，执持盈满，不如适可而止；显露锋芒，难以保持长久。金玉满堂，无法守藏；如果富贵骄横，那是自己留下了祸根。一件事情做圆满了，就要马上离开，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道理。
之所以要马上离开，因为那些地方往往是块肥肉，是非之地，是争名争利人家必争之地。离开，干别的事情，干重活，干粗活，干吃力不讨好的活，与世无争，也就无人前来抢了，而且坚持到底，还会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来。范仲淹和蔡襄等人都为庆历新政十大政治纲领等的制定做出了贡献，他们功成身退，很有可能是受到老子的启示。
在那时，庆历新政在上层得到了共识，有了十大政治纲领。但是，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西，却还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进行一番艰苦奋斗，蔡襄”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正是这样，后来终于做出了他人做不了的事情，为国为民做出了贡献。
所以，他们主动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是件好事，既缓和了社会矛盾，又加强了地方政权建设。与此同时?菜得鳎稳首谑撬切诺霉幕实郏峒绦岢智炖抡笳胃倭欤ナ迪痔煜麓笾巍�
例如，庆历新政（七）修武备，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使三时务农，大省给赡之费；一时教战，自可防虞外患“，即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而且京城成功了，以后还可以把这个制度推广到了全国。1047年，宋仁宗让蔡襄出任福建转运使，从军事上来说，正是具有长远的战略性意义。福建位于东南沿海，是中国的东南大门、保家卫国反侵略的前线。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抗倭斗争的胜利，证明了宋仁宗长远战略决策的正确性。这又再一次证明，范仲淹、蔡襄等人去地方任职，庆历新政不仅没有失败，而且还得到进一步贯彻和执行，历史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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