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这个剧本读了以后，给我总体感觉是成功的。剧本的框架基础扎实，情节的安排、人物的设置和塑造、人物关系的形成和矛盾冲突、细节的处理，这几点电视剧创作的要素，作者都掌握得比较到位。作为人物传记类型题材的剧本，创作的重心应该是写好蔡襄这个主要人物，但蔡襄的一生时间跨度较大，传记的史料十分丰富，涉及的面很广，所以写蔡襄就有一个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我认为经过对素材的梳理和对重点史料的强化、渲染之后，剧本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里我主要谈下面两点：

　　1.抓住推行“庆历新政”这条主线写蔡襄。

　　蔡襄刚进入仕途不久，就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一批年轻的下级官员形成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新生力量，参与了这场变革与反变革的斗争，而且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卷进了这场斗争的漩涡，成为推行“庆历新政”的核心成员。他的“四贤一不肖”五言律诗，是向把持朝政，反对变革的权贵们发起挑战的第一篇檄文。在范仲淹、欧阳修相继被贬的不利情况下，蔡襄的这个举动，让我们看到他身上那种为变革而义无反顾的勇气。

　　当时产生的效果是朝野震动，士民争相传阅，这说明它的分量，不但是诗文的文采，更主要的应该是诗中所表达的一种心声，引起社会的共鸣。剧本对这段情节的描述，用戏的一句行话讲，叫闪亮登场，一下子引起读者、观众的注目。之后的“庆历四谏”等一系列奏表，剧本照样写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参劾晏殊”这一段写得比较精彩。晏殊是蔡襄的恩师，过去一直支持、保护过自己，但当他一旦登上相位，想当“太平宰相”，成了推行新政的绊脚石，加上他那个胡作非为儿子的劣迹，蔡襄就置师恩深情于不顾，上表参劾。谁都清楚蔡襄参劾晏殊的风险，已经不光是丢掉乌纱帽和身家性命的问题，更有可能在天下人的心目中留下“道德小人”的骂名。按照当时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这种有悖纲常的举动，一般的为官者都不想为也不敢为，但是蔡襄就敢有此作为，而且为了保护自己的挚友欧阳修，不让他参与，而是由自己独立承担这份风险，人物的气魄、胸襟都有了。晏殊罢相回乡，蔡襄与欧阳修赶去长亭送别，这一幕虽然着笔不多，但给人物增加了亮点。你看，一边是上表参权相，一边是策马追恩师。参他，是为了新政的推行，大节大义；追他，是念念不忘师恩深情。看起来很矛盾，但统一在蔡襄身上，就使人物更有立体感，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所以说。剧本通过“庆历新政”这段大情节的铺排，写出了蔡襄“以天下人为己任”的抱负，表现了他铁骨铮铮、一身正气的刚直性格。蔡襄为新政推行所作出的贡献，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历史应该为这位北宋的名臣留下光彩的一笔，使后人为之敬仰。

　　2.以地方官任上“造福一方”的政绩来写蔡襄。

　　蔡襄当过几任的地方官，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一任上的政绩都实实在在，有目共睹。你看，河南府的“通远桥”；泉州府任上的“万安石桥”；福州大旱时“兴水利，修五塘”；针对百姓的迷信成风，“刊刻医方”，教化百姓，移风易俗；在闽中南修水利，种松树，减丁米，改屯军等等，在这里，剧本采用“以事件出人物，以人物推事件”的写法，加上一些虚构加工，从而增强了故事性，可看性，也突出了蔡襄这个人物。试举两桥的修建为例：

　　“通远桥”。兴建通远桥，先写工程款如何使用。宋朝机制，工程款层层下拨，贪官污吏层层克扣，导致工程质量不保。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突破机制，由民间来掌管款项和监督工程质量。（这个办法原剧本由宋绶知府提出，如果史料上无此记载，我建议移花接木，改为蔡襄提出。理由是：蔡襄虽是文人为官，但绝不是书生气十足不谙世事的文人。在苦读求学的同时，他用心关注社会，了解社会的弊端，吏治的腐败；其二，此时韩冬靖已在蔡家，蔡襄当然也会了解韩父含冤的内情。有此两点，让蔡襄提出这个方案也顺理成章）。这个方案定下之后，剧本就写蔡襄拜访谷老员外，请他出山。这段情节写得有波折，从拒纳到理解，到感动，最后欣然出山，故事的看点有了，蔡襄这个人物的人格魅力也出来了。

　　泉州的“万安石桥”，写蔡襄筹工程款，打击晋江县令章拱元（建议把章拱元的劣迹写重一点，让蔡襄有把柄可抓，这样就可以枪打出头鸟）。在慈母的深明大义下，舍地建捐银。这样恩威并济，把这个难题解决了。然后访问民间的能工巧匠（如义波和尚）。这个章节，有两点值得肯定，第一，写出了当地百姓的齐心协力，摆茶水摊的、民工、和尚等等，都在为这座桥的建设付出辛劳，说明万安石桥的建造的成功，不但是蔡襄的心血和政绩，也凝聚了当地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第二，将民间传说、神话进行改装处理，像“夏得海见龙王”一节，如原原本本按民间传说去写，就会破坏这个剧本所规定的正剧含义，现在采取醉酒做梦与人为相结合的办法，处理比较恰当。

　　应该说，剧本在写蔡襄的地方官任上政绩的同时，更侧重去写蔡襄的爱民、为民、利民的行为举止，也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蔡襄“以民为本”的思想。

　　以上是我对这个剧本的大致肯定意见。

　　几点建议：

　　1. 需要修正几个人物的定位和人物关系

　　主要是葛清源、韩冬靖、杨小妮三个女性的人物定位以及她们和蔡襄之间的关系，现在剧本给我们的感觉葛、韩是一对情敌，这点我不敢认同，主要是作者对人物的定位有偏差。从她们的出身、教育和经历来分析，葛清源虽然不是官宦小姐，但也是书香门第，她不可能因为韩冬靖漂亮就对她无端猜疑，而且小心眼到处处防范的地步；而韩冬靖是无家可归、寄人篱下，即使她对蔡襄有爱慕之心，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因为她不能逾越封建道德伦理的约束，所以形不成情敌关系。葛和韩有共同点，那就是关心蔡襄，对蔡襄寄予希望，两个人的矛盾和摩擦，是对蔡襄希望的内容有差异，葛清源希望蔡襄保前程、保一家老小，不要四面树敌；韩冬靖由于父亲含冤受害，因此对社会的不公、吏治的腐败有切身感受，所以她希望蔡襄敢作为、有作为，不要谨小慎微。这样在家里往往是葛清源规劝蔡襄，韩冬靖却是暗中鼓励蔡襄，就像对待“四贤一不肖”的诗稿一样，葛清源让烧，韩冬靖却私下保留，虽然两位女性为此常发生口角矛盾，但慢慢地葛清源也意识到丈夫的抱负和志向不是自己能改变的，自己体弱多病，家里内外全靠韩冬靖打理，以韩的胆识，自己应该把丈夫的后半辈子和这个家托付给她，因此就在她病故之前主动撮合他们的结合。如果人物关系是这样的话，就避免出现葛清源“你怎么这么无耻啊！”之类有失身份的话，也不会让蔡襄陷进男女情感的漩涡。

　　杨小妮与蔡襄的关系，不要跟“早恋” 、“初恋”沾边，如果这个人物保留，可以将她作为闽南、莆仙一带劳动妇女的典型来加以塑造。从她身上体现闽南、莆仙一带妇女的坚强、刻苦耐劳、有正义感、乐于助人的美德。她看不惯本乡的顽童欺负文质彬彬的蔡襄，所以打抱不平保护他；再经常为学堂送柴火、打杂过程中（绝非同学）认识蔡襄，钦佩他的刻苦努力，而且一次偶然的机会救起跌到山涧的蔡襄，对蔡襄来讲，杨小妮是救命恩人，两人是姐弟情份。成人后，两人断了音讯，杨小妮下嫁浙江某地，正好是蔡高为官的治下，剧本应从这时写杨小妮独立支撑家里生活，以闽南妇女的强体力劳动折服本乡民众，赢得大家的尊重。后来可能是一次为含冤村民鸣冤的官司打到县衙而被蔡高认出，以让蔡襄与杨小妮相逢。这次相逢，应该是大大方方，而且蔡襄可以直告葛清源与韩冬靖，不必像剧本写的那样偷偷摸摸、躲躲闪闪，让葛清源疑心重重。建议作者对杨小妮和蔡襄的关系作较大修正，进行必要的虚构加工来丰富杨小妮，把两个人的关系确定为“乡情、友情、姐弟之情”。

　　2. 加强可看性

　　目前剧本的可看性尚嫌不足，可考虑从两方面加强：

　　一、像“庆历新政”那几章节，在营造斗争的氛围上再下功夫，把两军对垒、明争暗斗的戏写足写浓。

　　二、在不违背历史真实，不损害主要人物形象的前提下，大胆进行一些虚构加工。剧本在这方面已经有成功的例子，如蔡襄与谷老员外（通远桥章节）的戏就显得曲折，可惜这样的虚构少了一些。

　　3. 叙事结构

　　目前剧本的叙事在章节排列顺序方面容易把时空搞乱，作为文学剧本，最好按照蔡襄生平的前后时间顺序来写。

　　4. 奏章与诗文

　　剧本中出现为数不少的奏章和诗文，这些奏章和诗文在表现人物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从头到尾去读，观众肯定听不懂，无法明白内容的中心思想，而且会使这段戏变得冷场乏味。建议奏章出现标题之后，不必出现全文，可以通过殿上君臣三言两语的对答来点出中心意思。诗文的出现，有必要时可加上旁白字幕，点出其主要含义。但是有一首诗应该在剧中完完整整多次出现，就是“谁种青松在塔西”这一首。这首诗通俗易懂，又表现了蔡襄的抱负和志向，他的一生都以青松自喻，所以“青松”诗第一次出现应该掷地有声，给人不同凡响的感觉。目前剧本中写得太随意。蔡襄在沙滩上写，杨小妮在念，杨小妮赞美诗写得好，但应该用草书写。这不但不符合杨小妮的身份和文化涵养，也使这首好诗的****少了许多光彩。

　　5. 人物对白

　　人物的对白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更不能削弱人物形象，如蔡襄写“四贤一不肖”说的：“此事可堪一搏”，这就把蔡襄的形象和诗文的光彩都削弱了。葛清源有一次批评丈夫：“关键的时候骨头一点都不能软。”应该是蔡襄说这种话才对。前面说到，我们不愿意看到蔡襄和杨小妮之间的“初恋”关系。所以杨小妮的一句台词应作修改。杨小妮背着受伤的蔡襄走在路上，蔡襄：“杨姐，你把衣服都撕破了，叫我如何报答你是好啊！”杨小妮小声说：“你要有良心，长大后做了官，做了朝廷大官，就赔我一件大红大红的丝绸衣裳吧！”这段悄悄话就是暗送秋波。最好改成，杨小妮大声说：“你要有良心，就等你以后当了大官，让我们穷人们有饭吃，有好衣服穿。”又朴素，又对蔡襄希望他将来当个好官。另外，人物对白力求通俗易懂是对的，但不要过分现代化，试举一例：“钱算什么，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当时没有“关系”一词，应该是世道、人情一类的说法。

　　6. 有关聚会的情节

　　剧本多次出现蔡襄与一些官员聚会并有歌姬美女陪伴的场面，我认为这本身是正常的，无可非议。北宋的官场把这类事当成是一种风雅。宋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高，它需要歌姬的弹唱才得以流传开来。建议剧本对这种场合的描述把握两点：一是美。一首绝妙的好词伴美女的弹唱，给人一种美的感受，这个基调要掌握好。第二是雅、正。蔡襄这些人不是去欣赏美色，想入非非，而是欣赏、陶醉在词曲所表现的意境中。这两点把握得好，我倒认为这样的场面有利于对这部电视剧色彩的调和。

　　（作者姚文泰，福建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原福建电影制作厂厂长，著名莆田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