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公元1037年出生于四川眉州，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堪称文艺界全才。他为官讲求造福百姓，无论身处朝野，无不以天下为念，死后谥号文忠。

　　蔡襄，字君谟，公元1012年，兴化军仙游人，北宋书法家。他为官直言敢谏，端方严明，任上多造水利利民，多奏减负为民。死后谥号忠。

　　苏轼与蔡襄生活在同一时代。彼时，恭逢盛世，科举开精英选才之风气，加上赵氏王朝对读书人优待有加，尊崇文士，一时之间，人才济济如夜空繁星。

　　苏蔡二人同朝为官，因书而成知音，相互赏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苏轼是个性情可爱的人，他对蔡襄的推崇可谓备至。生前他总不吝惜溢美之词，把这种欣赏形诸于言间笔下。身后，这份欣赏又随《苏轼文集》流传世间。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轼的诸多书信往来中，论及书法，他总要提及君谟，说蔡书是本朝第一。这一点，他与恩师欧阳修一脉相承。苏轼看不起那些格韵卑浊，有衰陋之气的书法作品。他认为颜刘之后，笔法衰绝，人才凋落，再无大成者。他评论当朝书者，只苏子美堪称佳作，斯人逝去，有宋一代，再无他人。直到他看到蔡襄的字书，直呼天下第一。这个论定，他终身持之不易。别人不同意，他还要滔滔雄辩去说服一番。

　　苏轼以词文着名，他又擅长书画，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列“宋四家”，造诣很深。但他对自己的书法却评价不高，他认为自己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他一生爱好评书，遇到各种书法作品，总喜欢扬瑜抑瑕一番。凭心而论，他是个非常好的书论家。在他看来，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缺一，不为成书也！他主张学书应有法可循，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从小楷出，然后再至行、草，三者皆通，渐进至手熟，才能神气完实有余韵，达到“物一理”诸体兼善的境界。他认为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以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是真正的通者。。

　　有则小跋，苏轼观字帖，孜孜赞叹蔡襄二十九岁时的楷法端正谨严，认为书法之本末在此，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

　　蔡襄为人刚正严谨，学书极为勤奋刻苦，讲求法度。这一点与苏轼不谋而和，也与同时代的许多书法大家一样，讲求“学”之一字，认为久练才能手熟，才能内外合一，心手相应。可以说，踏实累进，师法前人是苏襄二人对于书法共同不变的追求。

　　他们同师法颜平原，在书论上许多观点一致，都认同人品与书法是结合在一起的。

　　苏轼早岁学王羲之，中岁学颜正卿，其子苏过评论他的字端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他认为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他坦然磊落，亦欣赏品性刚正的君子；他认为言正则笔正，论书从来喜忠义清雄之姿；他对字书主张敬其人，爱其字，他愿己书尽意作之似蔡襄。

　　蔡襄字学颜体，恪守晋唐法度。史论其字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他惜字，不妄为人书，认为儒者工书，以书自游息。仁宗深爱其迹，诏令其书《温成皇后碑》，他坚辞不肯。苏轼认为字如其人，他对蔡君谟有多推崇，就对他嫉恶如仇的人品有多敬重。君谟死后，他伤其情，直叹笔法衰绝。晚年，每观蔡氏书帖，总是感叹伤怀，惜其逝去，遥想当年君谟的绝胜之姿。

　　他们是书法上的挚友，常通书信谈论交流。苏轼总是感叹书法之道，深觉艰难。他说好像在急流中行舟，用尽力气，船却还在旧处。他一生喜收集笔墨纸砚，在书写一道用力颇多，却总恨不尽如人意。苏轼是蔡襄真正的知音，他认为蔡氏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认为蔡襄对书法已然融会贯通，熟其法，通其意，真行草隶，无不如意，遗力余意化为飞白，可爱而不可学！对蔡襄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苏轼以己为识书之人，认为此论不以为过。

　　苏蔡二人私交甚笃，君谟喜茶、嗜茶，晚年老病不能复饮，则烹而玩之。苏坡作小文戏谑老友，说茶本可于口，墨本可于目，君谟则相反邪？想见其情其境，不觉与其同笑。

　　苏轼因茶，对蔡襄颇有微辞。蔡襄将武夷茶制成“龙凤团”上贡，引发众人对这种贵似黄金的御茶的争相追捧。苏轼写了《荔枝叹》，将之比拟奸相丁谓，讽刺他媚上取宠，给蔡襄冠上一顶“买宠”的帽子。

　　纵观史载，二人都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他们性格迥异，深有交往，一人逝去，一人怀想深远。我在千年之下，提笔写下这段友情，不觉又是温馨的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