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闽粤赣边地区的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到处可见，那些百人居住的围龙屋都是同宗，也有聚族而居的千人村庄。如梅县松源镇有王姓人家约万人都是同宗，开基祖是王念四郎于明宣德年间（1430年）由福建武平县迁至松源镇葵岭村开基。为什么宗族的力量如此强大，客家宗族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值得同仁们探讨。

　　什么是宗族？按前人的说法是：“宗者，尊也。为先祖者，宗人之所尊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白虎通·宗族篇》）。按照传统的习俗，家族、宗族中领袖人物通常是由家族内有功名爵位、有很高声望的人担任。

　　宗族文化是客家人的精神支柱，它具有无穷的力量。

　　客家先民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的艰辛和磨难，最终到达闽粤赣三角地带，并建立起新的家园，所凭籍的最主要的是宗族的组织与力量。这种没有政府支持，完全是民间自发，为生存而长期辗转迁徙，如果没有宗教的组织，没有过集体的团结力量与相互扶持，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宗族之所以能够成为强有力的组织，不至一盘散沙，族中首领人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宗族内的杰出人物代表本族众人的意志和共同利益，很受众人的拥戴，全族人唯他们的马首是瞻，服从他们的指挥，接受他们的教化。由于宗族内联系是以血缘为基础，虽然一个宗族内真正入上流社会的毕竟是极少数，且有官爵位者的直系裔也许不占多数，但宗族以这些杰出人物而自豪，将他们视为本族的象征，亦以当他们的族子族孙为荣，这大概是通例，客家人如此，汉民族本身也是如此。

　　据历史资料记载，闽粤赣边地区的客家先民主要来自中原汉族，这些先民们是历代因战乱或因官宦、贬谪、经商等原因，从中原经过五次辗转大迁徙后才在此地落根。居住在梅县的客家人在客家民系形成的过程中，又不断融化吸收畲、瑶、蛋、木客等南方少数族群壮大了客家队伍。客家人的迁徙，是携家挈子，举族而迁。他们不仅把“家居杂物”随身带走，而且把无形的中原汉族的宗法观念、宗族传统带到颠沛流离的生活中。

　　下面是梅县梁姓的迁徙历程，供参考。下文摘自《梅县梁姓渊源与宗族文化》。

　　历史上梁氏宗族的辗转迁徙，领头人都是宗族内的杰出人物。据梁氏族谱记载，现今闽粤地区的梁氏人家祖居地是陕西安定（即现在的延安附近）故闽粤地区梁氏人家的堂号为“安定堂”。族谱上梁氏宗族举族迁徙的领头人是西汉梁桥，西晋梁芳，南宋梁文生。安定梁桥后裔（梁桥12世孙梁氏35世）梁芳、梁芬西晋愍帝时（公元313——315年），梁芳为大将军，梁芬拜司马徒。梁芬有女兴壁，为晋怀帝的皇后。西晋末年（公元317年）起，由于北方的五个少数民族入击中原，历史上称“五胡乱华”，中原汉民为避战乱南迁至江淮地区，有一部分过长江向南迁徙。这次北方汉人的大迁徙，梁芳举族随愍帝渡江，居钱塘含浦间。梁氏37世梁芬之孙梁遐，随晋安帝，为仆射大将军，后封固王。他随晋安帝逃福建，居福州三山里，为入闽梁氏一世祖。梁颀（入闽21世，梁氏57世）生于唐懿宗咸通13年（公元872年），考选官任五府君。母亡后迁居福建泉州惠安黄淡村。传至梁颀6世孙梁熙嘏（梁氏62世），他生于宋仁宗景三年（1036年），封为奉增大师再封英国公，由福建惠安黄淡村迁广东顺德。梁熙嘏的孙儿梁克家（梁氏64世）于（1160年）中状元，官右丞相。据有关资料统计现在梁熙嘏的后裔己超出100万人。 梁克家的孙儿梁孟坚（梁氏66世），生于宋高宗绍兴22年（1150年），官兵部佐侍郎，从顺德迁移福建宁化石壁开基，为梁氏宁化石壁一世祖。 宋末，元兵两次入梅州，蔡蒙吉、文天祥先后率义兵抗元。失败后，元兵大肆屠杀军民，因此境内人口陡减。当时人口爆满的闽西和赣南一带客家人纷纷涌入粤东北。公元1330年前后元明宗年间，居住在宁化石壁梁克家的后裔南宋探花梁文生（梁氏68世）和夫人带领男女老幼一百多人举族南迁，经沿路风雨长途跋涉抵达广东梅县松源堡（松源镇）为最早入梅州的梁氏。梁文生为入梅始祖。梁氏后裔在松源镇青塘建祠堂（即今闽粤梁氏总祠），因松源地狭人稠，不利发展而分迁各地。梁氏71世振鸿（松源公），居松源；振朋迁广州；振国迁蕉岭；振钦迁惠州，振华迁潮州；梁氏72世梁福（松冈公）迁居梅县松口镇仙口村；梁氏72世、梁禄（松渊公），生三子：谷安、谷忠、谷全，居松源松岗坪，后裔迁梅县三角地。 梅州梁氏枝荣叶茂，子孙繁衍极快，分布很广，后裔发达，人才辈出。梁氏由宁化入梅开基至今约700年，现在人口繁衍已经超出10万人，梅州境内约3万人，约有8万人分布在国内各省及世界各地。

　　为什么要把无形的宗族传统也“带上”呢？因为，迁徙是艰难的，垦拓是在腥风血雨中进行的。屡遭劫难的客家人，来到闽粤赣三角地带后，面临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挑战。鬼气森森，雾瘴连天的荒蛮环境；当地土着充满疑惧和戒备的目光，对客家人构成巨大的生存威胁。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客家人只有依靠血缘共同体即利用血缘的亲和力及血族团体的凝聚力，是靠宗族的组织力量，才能生存下来。 笔者从上述梅县王、梁两姓的宗族迁徙历史是极好的例证。

　　客家人的“公尝文化”内涵丰富，它包含着宗族教育功能和文化教育功能。

　　张维耿教授论文《客家的蒸尝与祭祀》对“蒸尝” （又称“公尝”）的解释如下：

　　“蒸尝”一词原于上古。汉代董仲舒着有《春秋繁露》，是用于解说《春秋》的。其中深察名号第三十五有云：“享鬼神者号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冬曰蒸。”这就是，敬奉鬼神的名称之一叫做“祭”，“祭”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下位名称，春季祭祀叫做“祠”，秋季祭祀叫做“尝”，冬季祭祀叫做“蒸”。“蒸尝”一词取自冬祭的“蒸”和秋祭的“尝”，即用部分代替全体，以指一年四季的祭祀，往后又用“蒸尝”代指祭祀用祖产，均属修辞上的借代用法。古时祭祀先祖可以在春夏秋冬任何一季，后来逐渐改到春秋两季，也有只在春季祭祀的。客家地区沿用“蒸尝”一词，是客家话保留上古时代中原名称的又一外例证。客家地区往昔把先祖留下的各房共有的产业称之为“尝产”，俗称。通常指耕地：祖业大的“蒸尝”除耕地（包括奖励优秀学生的“学田”）外，还有山林、果园、店铺或校产等。“蒸尝”又称“尝产”。这种资金称“公尝”（即本宗族的公用资金，由宗族领导人管理）。祖业中的耕地称之为“蒸尝田”，也叫做“尝产田”；轮耕“蒸尝田”称之“遴蒸尝”；管理公尝的收支称之为“理尝”或“管公尝”。“蒸尝田”通常由嫡传子孙按房份轮流收益。

　　如某户轮值曾祖的“蒸尝田”，假定其曾祖父传下三房，其祖父传下四房，其父又下传两房，那么该户就每隔二十四年（3×4×2）才轮得一次曾祖的“蒸尝田”。轮值某先祖的“蒸尝田”，如属出租田，到收获时节向佃户收租；如属非出租田，可以自己耕种，也可出租给佃户收取田租。轮得收益某先祖的“蒸尝田”，通常负责当年该先祖的祭祀，祭祀所余即归该户所有。

　　公尝的财产一般由该姓族或本房众人推荐有威望的长辈维持管理，并定期公布收支情况。尝产房店租给人由管公堂会产者收租金；尝田则多为本姓房内有份者依次轮耕，或交租，或负责公尝规定的当年尝内经费支出。公共祖业比较大的“蒸尝”收支，推举有文化又较富有的嫡传子孙管理。

　　各地公尝大体有两类：一类是祖传公尝。即该姓族或本房上代祖公在给后代分财产时，留下一部分作为公尝财或尝田；另一种是捐捡公尝。即由该宗族房姓各户捐集的财产作为公尝财。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里，公尝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据查考有关史料记载，解放前梅县有公尝田16万亩，在城镇墟市的公尝房屋、祠堂会产有300多座，店宇2000多间。如梅县松源镇有一公尝叫“宗泰大牌尝”，有尝田4500石，是由松源王姓四世祖宗泰公所传下他的尝田分布在闽、粤、赣三省，尝产用于办学、修路、祭祖之用。

　　上世纪30年代，梅城扩辟西区菜市市场，因此地原系李姓人的鱼塘（名寺前塘），便由李姓族的“孝先公尝”投资在该处建造起占地1898平方米的菜市场，还附建起一座建筑面积240平方米（共10间）的二层楼店宇。菜市场扩辟后，由李姓孝先（公尝）后裔组织的管理人负责管理。当时西区菜市场开设有4个摆卖亭，每个亭每月收费10毫，市场周围的店铺每月收租30毫。这些收入作为李姓公尝增值。解放战争期间，有些地区的公尝粮米还支持了当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

　　“蒸尝”的收益有一部分用于祭祀。

　　客家地区的先祖祭祀多安排在春秋两季。旧时祭祖墓的经费由蒸尝出资。有的还在族谱上写明先祖的祭祀日期。小范围的祭祀通常叫酾地（扫墓），把墓地周围杂草割除净尽，清扫墓堂之后，在墓堂摆好黄酒及各种祭品，墓头压上洒有鸡血的黄纸，点上粗大香烛，即开始祭礼。

　　如梅县松口人有合族祭祖的习俗，叫做“祭祖墓”。祭祖墓（农历八月）这时，整屋，全族的男女老幼力求参加，人多能显示此系宗族人丁兴旺。祭祖那天上午，男人擎着彩旗敲锣打鼓，女人挑着祭品，抬着全猪全羊，列队而行，浩浩荡荡前往祖墓所在地。祭祖墓时，由族中长老在祖墓前念祭文，子孙们列队站在墓前聆听，祭文内容是讲述先祖的创业精神和丰功伟绩，本族人的迁徙历史。主祭由辈分高而又得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身着祭服，琅声唱读祭文，行三跪九叩首大礼。礼生一人，须用中原官话唱礼：“跪——叩首——再叩首——起——”如是三回，气氛庄重。可见客家地区是长期沿用古时中原礼仪的。祭毕，所有男丁在墓前执香躬身参拜，焚烧纸钱，燃放鞭炮。然后由执事按席位多少依年岁长幼安排前来参加祭祀的具体登席男丁，未能登席者均一一发给丁子钱（或丁肉）。祭墓结束后，将部分糕饼散给前来看热闹的孩童，并送一份礼品给地邻（指在邻近墓地住的人家），以酬谢他们平日对先祖墓地的关照。也有全合族带齐祭品、炊具等乘车船或步行赴远地祭墓的，祭毕就在当地挖灶做饭菜一同用餐。如梅县松口有一座建于元朝的邓姓祖墓，每年春天邻县有数千邓姓人前来祭祖，曾有过万人的记录，是日松口镇的饭店、酒楼顾客暴满。

　　“蒸尝”的收益有一部分用于兴办本族的公益事业。在旧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里，公尝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上交租谷，公尝收入的款物，有不少村庄用于修祖祠，兴修水利、修桥、造渡船等。用于救济本房姓有特殊困难的人家。

　　“蒸尝”的收益有一部分用于本宗族教育，支持鼓励本族子弟上学。

　　客家人为振家声族威，倾力集资开办族塾、学校乃至书院，培养族中子弟。目的是考科入选、金榜题名，光宗耀族。客家人把宗族子弟的文化教育当作整个家族的大事，定制立规，写入谱牒。客家宗族重视提高族人文化素质，兴办族学结果，使客家人才辈出。宗族通过兴办族学，一方面对家族中大部分子弟进行启蒙基础教育，提高了他们的社会适应力；另一方面则培养出一部分支撑宗族社会地位的士绅学子，维护宗族的发展。因为客家人文化水平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客家民系形成的各个时期，无论政界、军界、商界、科技界，都涌现出声望显赫的客家人物，对弘扬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

　　旧时闽粤两省的客家人，普遍用办族学（私塾），用公尝奖的资金鼓励本族学子读书。

　　梅县松口镇仙口村是个约2000人的纯梁姓客家山村。仙口村人历来重视教育。旧时村中把祠堂作学堂，用公尝的钱请私塾教师，一般支持本宗族的学子完成小学教育为止。对本宗族子弟的学习成绩在学校榜上名列前茅者，则奖励其本人免费读书，俗称“尝缴上学”，直至念完大学。有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大学生还可获得“公费留学”。（如原梅州中学校长梁隽可出日本留学和他的几个儿子读大学都曾得到仰川公尝奖学金）。每年学期考试或春节前夕，按学生的学业成绩给予奖励。据知，科举时代村中曾有人考取了进士、举人，出任县令以上官职的有8人。民国年间，仙口村有2人当县长，出了3位将军。至今为止，约2000人的仙口村在近百年间，正式考上大专院校的有百余人，出国留学5人，其中有2人考上清华大学。这些人中有大学校长、教授、高级工程师、作家、记者、医生、书画家等。仙口村现已成为一个远近闻名人才辈出的客家山村。

　　旧时梅县的林氏宗族，普遍用“公尝奖”的资金鼓励本族学子读书。各地的林氏宗族把本宗族祖宗留下的公田、公山和其它宗族内的收入作为本宗族的集体资金，这种资金称“公尝”（即本宗族的公用资金，由宗族领导人管理），这些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兴办本族的公益事业，一部分用于支持鼓励本族子弟上学。旧时有些学校是本宗族办的，有的地方则把祠堂作学堂，用公尝的钱请私塾教师，支持本宗族的学子完成小学教育。本宗族子弟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者，给予奖励，贫穷家庭的学生免费读书，俗称“尝缴上学”。有些地方的林氏公尝可资助本族的学子读大学。每年学期考试或春节前夕，按学生的学业成绩给予奖励。

　　还有些地方将公尝田或房租、店租划拨给学校作经费收入，作为办学经费和教师工资。梅且松口镇书院李氏公尝的尝田、店租划拨一部分作为大宗小学的办学经费。

　　但是，解放前的公尝也有其弊端。

　　旧时，如有的公尝规定，若本姓房内有人与外姓人发生纠纷诉讼的费用开支也可从中支付。有些地方发生族斗时，也把公尝钱作为会付给参与人员和伤残、死亡者的经费支出。这样，不管谁是谁非，诉讼所花去的钱都可从公尝上开销。一些好事之徒有了这经济后盾，常在外惹起事端，造成房姓界之间常发生矛盾，影响睦邻团结。

　　建国后，废除了封建性的公尝，各地公尝由人民政府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对农村各姓族的公尝，在1952年农村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中，依土地改革法作为“死地主”的封建土地予以没收，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据统计，土改前全县共有公尝（尝田）2471户，土地面积162778.98亩，占当时全县土地总面积395021亩的41.3%。这公产（尝田）已全部在土改中没收分配给农民；对在城镇的公尝财产，在城市进行民主改革运动中，亦作为封建性财产进行没收，由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3月，梅县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和兴梅专署关于继续整顿地方财政，接管封建性财产的指示，结合清理公产、敌逆产的同时，组织成立县委书记梁诚为主任（兼）的“梅县祠堂会店业民主管理委员会”（下简称民管会），清理和接管梅城镇和全县21个墟镇的封建财产，到1953年底，基本没收接管完毕。据统计，全县计接管没收城镇的（封建性）店宇2962.5间，祠堂296座，房屋88座，地基100间，鱼塘21口。接管没收的封建性产业由民管会管理，通知住户订约交租。至此，全县城乡公尝已彻底废除。1956年，民管会撤销后，原接管没收的城镇封建性财产统一作公有房地产由县地方自筹收入，主要用于“以租养房”作公产维修。1958年，成立梅县房地产管理所后，公有房地产由房管所管理一直至现在。

　　现在客家地区的有些宗族出现了“新公尝”。

　　20世纪五十年代初，大陆实行土地改革，公尝田征收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先祖坟墓已无公尝田收益可供祭祀了，加上无序开垦荒地，远祖墓多遭受破坏。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影响所及，连一年一度的民间扫墓活动也中止了。

　　1979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海内外交往频繁，特别是长期侨居在异国他乡的客家乡亲，梓情浓勃发。他们不远万里回到祖居地祭拜祖墓、祖祠，抒发思乡之情。海外不少华侨回祖国修建祖坟，客家地区又兴起了建墓（俗称“做地”）之风。往昔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已经风光不再了，扫墓多限于五代之内。祖祭墓之日，各地子孙约同回到祖居地，由收入较丰者凑钱置办祭品，扫墓后就族中男女到酒店吃酒席，以示纪念先祖。华侨众多的宗族，有华侨捐资用作先祖祭墓基金的。有些地方的海外侨胞和己致富的企业家们，都愿为当地学校或本宗族的学子捐赠奖学金、奖教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和教学出色者，赞助本宗族修族谱。

　　现在各地客家人成立宗亲会，筹集资金给家乡举行宗族活动。也可说，“新公尝”应运而生。这种资金来源属于捐捡公尝的形式。如梅县松口仙口村梁氏的“刚义祠”，旧时“刚义公尝”有专门的仓库存放公尝田的租谷。每年农历8月祭祀先祖刚义公时是举族参加，这天祖堂的墙壁上公布当年公尝开支（现在是宗族活动开支）。而今是推荐宗族中有威望的人做宗亲会领导，这些宗亲会领导大都是退休干部。宗亲会有专人理财，设有财务、会计。

　　2004年农历十月初三，在海内外林氏乡亲的倡议下“蔼慈坑林氏宗亲会” 召集在梅州城区和附近村庄宗亲开会，筹备祭祖活动，中午设席60台宴请参会人员。梅州林氏宗亲会募集了部分资金，还出有会刊《西河乡情》发往海内外林氏宗亲。

　　如台湾桃园各地都有梁氏祠堂和宗族组织，宗亲会每年举行大型的祭祖活动两次，组团回大陆祭祖活动一次。每年台湾桃园县梁氏宗亲会回大陆祭祖时，都给祖居地梅县梁氏宗亲会捐款。1999年11月27日，来自梅州各县，潮汕地区，福建闽西各县，台湾省，泰国，新加坡等地的梁氏后裔约2000人，云集梅县松源镇郊的“闽粤梁氏宗祠”举行重光庆典活动。此次隆重的庆典活动，华侨杂志《梅州侨乡月报》、《侨声》作了报道。据《梅州侨乡月报》报道：2004年5月15日，台湾桃园县梁氏宗亲会理事长梁修典先生等台湾同胞一行21人，回到祖居地梅县松口仙口村梁氏祖屋、祖墓前祭祖。梁修典先生说：“今年11月，世界梁氏宗亲联谊会在台湾桃园市召开，欢迎大陆的梁氏宗亲前来参加。这次活动梅县梁氏宗亲会得到各地梁氏宗亲捐款30多万元，活动结束余款作“闽粤梁氏宗祠”基金。此笔基金可说是“公尝款”有专人管理。这种现象也可说是“新公尝”应运而生。

　　如梅县白宫富良美村丘氏，由印尼华侨捐了一万多元，作为该村丘氏开基祖祭墓之用。每年正月初九日，丘氏各户派出一名代表，连同所有外地归来的子孙一起前往先祖墓地祭祖，然后共进午餐。

　　梅县下市攀桂坊张家围则由海内外子孙乐捐，每年元宵节在老祖屋拜祖，表演文艺节目，七十岁以上的族人免费招待酒席。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落实华侨政策，退还华侨房产，有的宗族就将退还的祖产用于祭祀。如梅县下市崇庆堂黄氏后裔，将退回祖产老盐厂所支取的租金年约一万多元，用为每年祭祀创业先祖黄绍庭公的基金。近十年来，也有人在遗产中留下一份财产作为子孙扫墓等用途的。如梅江区湾下侯抗争先生去世前立下遗嘱，留下一套住房和部分存款给子孙共有，作为日后扫墓和奖励学习优秀子弟之用。

    笔者认为：客家宗族文化内涵丰富长盛不衰老，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值得研究。公尝文化是客家移民文化的产物，公尝有利地方文化教育发展，对客家地方的开发起着很大的作用。现在好些客家农村恢复了宗族活动，宗族活动要朝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方向发展。而今“新公尝”在新形势下应运而生。“新公尝”的出现值得同仁们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