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民是人口最多的群体。长期以来，农民被贴上愚昧、无文化、保守、落后等偏见性标签。直到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才有所改变。

   新的土地改革运动使使农民真正获得了土地，翻身作了主人，与农民相对的富农、地主阶级则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成为被革命、批斗、打击的对象。

   暂时的权力、财富及地位使绝大多数农民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祖先，一段时期内国家、党、共产主义、农工阶级、同志等身份与符号代替了曾经存在于中国社会里两千余年来的祖宗、亲情、宗族、朋友、乡邻。

   这一历史性巨变使农民在新型国家制度的庇护下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农民有了国家的庇护，有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支撑，自然不再需要祖宗的荫护。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和文化的急速变动中，原有的社会关系被打乱，在生活与存在中原先较为确定的位置动摇、变迁，随之出现的是恐惧感、压抑感、危机感、失落感、空虚感。由于中国社会建设的不完善，乡村里的人们能够获得的群体认同方式极为缺乏。

   农村不像城市那样，拥有丰富的资源，有多种形式的群体组织。城市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意愿加入到某一群体中，获得群体归属感，在心理与物质上得到支持和帮助。受制于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中国农村社会除了家庭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组织能够持续、稳定地为农民们提供更多的认同渠道。家庭作为人们唯一的认同群体，势必导致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宗族认同的发生。

   家庭、家族与宗族是三个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群体。家庭认同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而血缘关系的扩大化就是家族与宗族。

   中国人过去聚族而居，形成一个亲密群体，相互照应，为进一步规范亲族关系，在村子内外修祠堂，建寺庙，请祖先和神佛保佑自己，于是，生活有所依靠，心理有所慰藉。

   随着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传统的村落共同体被肢解为一个个独立的原子化农民个体。每个人的生产生活不再与集体紧密相连，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的事情。集体归属感的缺失，让农民们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族群认同感。

   进入到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农民在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丧失了赖以生存和支撑的精神支柱和价值体系。

   在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的享受与最大化面前，社会道德的失范越来越明显，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已经显得苍白无力，孝悌、敬祖、尊老爱幼等都被年轻一代抛到了脑后。

   于是，广大农民越发地怀旧，由此也产生了复古时尚，它激发了对家族历史的热情，对民间传说的兴趣，对回忆及纪念性的原创照片的迷恋，对祖宗遗产的尊崇等。

   在传统社会里，社区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基本上是以社区的自发性组织为途径达成。

   在法律体制不健全、不完备的社会里，宗族给政府减少了很多麻烦。宗族能够协调族人的一些纷争，能够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族规、族训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一个宗族内不同人之间、不同家庭之间如果有纠纷，可以找族长、找族内有威望的人进行协调，甚至是不同宗族间的纷争也可以通过宗族的力量而得以缓解，这样一来就能够替地方政府承担起很多事务。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发展过程中，诸多的矛盾与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出来，国家和政府短时间内尚未能彻底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这给宗族这样的民间组织提供了机会。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宗族的复兴正是民族国家行政管理缺失与社会服务功能不健全的一种体现。

   以血缘关系为重要纽带的乡村社会中，宗族的兴起自然地能够为这些人提供一种精神的寄托，甚至还能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

   宗族同时也成为农民理想的一种表达途径。传统的宗族组织所宣扬的经济互助、社会协调、敬宗尊祖等内容正是现代乡村社会所缺失的。

   所以，在中国的一些宗族性村落中，宗族一旦形成，便成了指导其成员行为举止的组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责任。

   人的需求是多样的，不仅有物质需求，更有精神需求。物质需求只是人类最基本、最低层次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是极容易满足的。

   精神需求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它因个体差异而复杂多样，宗族复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些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他们也成为了宗族复兴活动的主要力量。

   宗族正好以祖先的名义、以亲情的力量唤起了人们的情感。一家人的亲情意识，让他们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虽然这样的满足方式，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象征性的，但是与国家或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与法律制度相比，它具有浓郁的人情味和乡土气息，也就更容易被农民们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