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班公，字化鲁，约生于元朝中末期，北宋名臣蔡襄之九世孙，为广东陆丰市河西镇蔡氏（俗称夏灶族）始祖，置居夏灶至今约700年，子孙数以万计，遍及世界各地。据夏灶有关族谱记载，班公先世居福建兴化府莆田县庵头堡（据考，为涵头堡音误，即今莆田市涵江区）红花巷，举乡进士，授广东循州（今惠州）教谕，赴任途中，因世乱晦迹为乡塾先生而卜居华佐（今陆丰市河西镇），原配黄氏，在福建时已亡，继娶林氏，生三子，长松轩、次梅轩、三竹轩。母简氏，父不详待考。

   关于班公之父是谁，目前在夏灶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造成班公身世源流至今无法确定。或言班公源于福建莆田（“源莆”观点），或言班公源于陆丰博社村（“源博”观点），近年来，双方曾就此问题多次展开积极而热烈的讨论。
   蔡裕英宗亲（博社）、蔡水彬宗亲（夏灶）曾于今年6月出版的宗刊《儒林门第》上分别发表文章《慎终追远，溯源考证——汕尾蔡襄学术研究会和夏灶蔡氏宗亲博社之行》和《陆丰夏灶蔡氏始祖班公考证析疑》（详见《儒林门第》2011年第3期），主张班公“源博”的观点，认为夏灶蔡氏源于博社，班公系博社始祖登瀛公之三世孙，登瀛公三房子惠我公之长子（也有说班公乃登瀛公之子的）。细读两文，虽觉里面含有合理因素，但结合多方族谱考证，发现存疑颇多，在此撰文指出，希望与两位宗亲探讨。

   1、原居地之疑
   据蔡奇流宗亲主编的1992年粤东《蔡氏族谱》记载，登瀛公之高祖念六公居莆田后沟乡，后徙猪菜街，宋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随长子纯轩公迁居粤东鲁阳。《惠来县溪西镇鲁阳念六公衍派》也同样记载念六公由福建省莆田县后沟乡芒株巷八角井迁徙入粤。由此可见，登瀛公的原居地在莆田后沟乡。而据夏灶旧谱记载，班公世居福建兴化府莆田县庵头堡（涵头堡）红花巷。两者世居地不同，怎能说明是同系？

   2、代数之疑
   从蔡奇流宗亲主编的1992年粤东《蔡氏族谱》记述中可以看出，登瀛公为襄公十一世孙，即蔡襄→旬→传→枢→颙→谔→惠甫→念六→纯轩→道德→登瀛，夏灶旧族谱记载班公乃襄公九世孙。班公比登瀛公大两代，论辈应为登瀛公之叔公，怎能说登瀛公为班公之祖？

   3、生母之疑
   所有夏灶人都清楚，班公之母是简氏，而据博社清末蔡哲臣房谱《蔡氏敦叙堂族谱》记载，登瀛公三子惠我之妻是淑清陈氏，这怎能说惠我公是班公之父呢？但蔡水彬宗亲《陆丰夏灶蔡氏始祖班公考证析疑》文中称“二世叔房租惠我公，……，妣克清简氏，妣淑清陈氏……”，不知这“克清简氏”是如何而来？还需查明出处。

   4、“乐山”之疑
   蔡裕英宗亲的《慎终追远，溯源考证——汕尾蔡襄学术研究会和夏灶蔡氏宗亲博社之行》和蔡水彬宗亲的《陆丰夏灶蔡氏始祖班公考证析疑》两文都提到乐山公，认为博社《斗门碑记》中的乐山公就是夏灶蔡氏三世祖华峰公之子乐山公，但此说没有任何明显记载可资证明，此乐山公是否彼乐山公，大家都不得而知。夏灶距博社只有40多公里之遥，乐山公要是迁往博社兴建斗门，夏灶谱应该是有记载的，但夏灶谱只记载“下落不明”。据蔡裕英宗亲介绍，在博社附近有一地名叫“鹊鸟衔柴”，乐山公就葬在那里，但乐山墓却毫无踪迹。《斗门碑记》中的乐山是否就是夏灶华峰公之子，还是存在很大疑点的，不足为据。

   5、黄氏妈之疑
   据夏灶族谱记载，黄氏妈系班公原配，“在福建时已亡”。由此可以看出，班公和黄氏妈年轻时都曾在福建生活过。既然班公生于博社，为何千里迢迢到福建娶妻？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有可能吗？倘若如此，我夏灶族谱就不应记载班公“由闽入粤”，而应该说成是“由粤返闽”了。

   6、“卜居华佐”之疑
   据夏灶族谱记载，班公举乡进士而授广东循州教谕之职，赴任途中“因世乱道经华佐晦迹为乡塾先生，因而卜居于此焉”。旧时华佐距博社不足50公里，如果班公生于博社，赴任未成，理应返回故里博社，缘何晦迹卜居华佐？这好像不合情理，实在让人费解。
   关于班公生于博社，夏灶源于博社，疑点还有很多，在这些疑点没有一一解开的情况下，把班公定为登瀛公之孙、惠我公之子，未免过于草率，为时尚早，为了上对得起祖宗，下为子孙后代负责，建议还是召集族内有关人员，把问题摆上桌面上讨论，进一步予以考证。

   (——与蔡裕英、蔡水彬宗亲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