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鸿生（1933—2021 ），男，广东澄海外砂人。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晋升为历史系教授，兼任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1986年当选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已出版有《俄罗斯馆纪事》、《尼姑谭》、《清初岭南佛门事略》等学术专著。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著有《仰望陈寅恪》。据南都即时消息，蔡鸿生先生于2021年2月15日16时31分逝世，享年89岁，致哀！

▲蔡鸿生在恩师陈寅恪塑像前

   我是岭南土著，原籍澄海，1933年生于汕头市。从小经历社会动荡，缺乏健全的文化基因。1953年考上中山大学，从此才受到历史学的专业教育。1957年毕业，留校任教。1985年晋升教授，并兼任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至2006年退休。

   经历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读书、教书，也写书，书生气倒沾了一些，专家型则尚未成型，只能算是一名跨世纪的历史学人而已。主要研究领域：俄罗斯馆与中俄关系、唐代蕃胡的历史文化、市舶时代的南海文明、清代广州与西洋文明。

   此外，还探讨过僧史和尼史。可以说，我所涉足的学术领域，不今不古，非洋非土，其客观的规定性就是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考察不同时期双边互动的历史情景，尤其是两种异质文化从接触到交融的情景。略人所详和详人所略，是我一贯坚持的著述原则。

   学问是一个望不到边际的认识领域，有起点而无终点。

   即使是大师巨子，也不敢宣称自己什么时候到顶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学海无涯”、“学无止境”一类话，作为古代学者的悟道之言，在信息时代依然保持着它的棒喝作用。予生也晚，但与学问结缘却也颇久了。可惜悟性不高，一直未能深入学境的腹地，至今仍然是一个碌碌的“边民”，无任何“前沿”意识可言。像南宋诗人陆放翁那样的敏感：“树杪忽明知月上，竹梢微动觉风生”，我是自愧不如的。倒是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对子：“多读古书开眼界，少管闲事养精神”，反而正中下怀。

   因此，长期安于在“自留地”上笔耕，不计较丰收还是歉收。按个人治学的习性，惯于进窄门，走小路，找陌生人交朋友。因此，凡所考述，只有拾遗补缺之微意，完全不存在成大器的奢望。

   古语云：“不贤识小。”

   对我来说，要紧的是识小，至于贤不贤何妨待人评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沈从文先生这段夫子自道，正合我心，但愿读者知之，谅之，教之。

   早在八十多年前，陈寅恪先生就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语重心长地写道：“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

   治学之路通向世界，是精神生产克服“小农意识”的必然趋势。安于一隅，不屑知彼或懒于知彼，往往会沦为“乡曲之学”，纵然没有自我陶醉，实则已经掉队了。我在唐代蕃胡研究中，尽管对国际突厥学和粟特学的成果不敢玩忽，但毕竟语言工具贫乏，能弄到手的书刊也寥寥无几，往往徒叹奈何。

   1996年秋季，应邀访问瑞典隆德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得以利用两校丰富的馆藏，补读了一些过去未读的书，在“知彼”方面略有寸进。但从总体上说，我对有关学术领域的了解，依然挂一漏万。明知不可“闭户造车”，却仍处于“贫血状态”，这是无可辩解的。

   季羡林教授生前为拙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作序时，使我又一次感受到来自前辈的督责：“居今日而谈学问，必须中西兼通，古今融会，始能有所创获，有所前进。坐井观天，固步自封，是绝对不行的。任何学问，现在几乎都是世界性的。必须随时掌握最新动态，才真正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稍一疏忽，即将落伍。”

   金玉之言，落地有声。

   时代的步伐已迈入21世纪，我虽然是一个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人，仍然是希望“有所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