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新生儿性别失衡问题当然重要。这不但关系到民族的未来，还直接影响到大量青年未来的婚姻，“光棍”过多，在任何社会都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这绝非危言耸听。但从人口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造成性别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并非姓氏文化，而是女性的社会地位。说白了，男性的姓氏继承特权不是性别不平等的原因，而只是其结果：因为男女不平等，所以需要拿姓氏继承上的特权来作为一个标志。所以，一旦男女平等了，姓氏继承权上的男女不平等自然也会消失，没必要仅仅为了姓氏随父还是随母而大动干戈。

　　至于出生性别比例失衡，主要也是男女不平等的结果，传统观念对此有影响，但影响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重大。当年唐明皇宠幸杨玉环，“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轻易就能改变的生育习惯，能称得上“传统”或“文化”吗？同样道理，长丰县不过奖励了区区1000元，就让数十户家庭变新生儿姓氏随父为随母，这足以说明经济利益要比文化观念的威力大得多。

　　说到这里，所谓“姓氏革命”的合理性就出现了一个大漏洞：如果姓氏继承权和性别失衡同样都是男女不平等的结果，那么仅仅改变其中一个结果，即姓氏继承，就能够影响性别失衡吗？换句话说，仅仅让农民接受“随父随母一个样”的观念，就足以让他们相信“生男生女一个样”是生活的现实？如果男性作为劳动力仍然是养老的主力军，如果基层政治生活中仍然是男性掌权，如果各种机会仍然向男性倾斜，仅仅一个“剥夺姓氏继承权”就足以让农民改变生育时对婴儿的性别偏好，进而彻底解决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如此乐观的态度不是过于幼稚，就是执迷于“文化决定论”，相信改变观念就足以改变世界。

　　在中国农村，传统观念确实还有很大市场，在生育问题上，传统性别观念仍然影响着许多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仍在继续就证明了这一切。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生育时的性别偏好已发生明显改变，其产生原因主要不是观念革命，而是男女在社会权利，首先是就学和就业上越来越趋于平等。不看到这一点，盲目相信传统和观念的力量，会让我们探索男女平等的努力偏离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