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所和博物馆，这些钻研于明清之前文物成果的机构在众人的眼中显得低调又神秘。而作为考古和博物馆行业的从业人员，从省、市博物馆考古研究所到中山舰博物馆员，蔡华初一直带着兢兢业业的态度几十年如一载地服务于此。对他而言，文物呈现的状态并不是拍卖行和市场上被拾掇得分外光鲜的模样和超高的数字，而更是一份实实在在从土里刨出的沧桑，没有人能比他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份无言的历史积淀。 

      从地下到地上

　　等文物在拍卖市场上流通的时候，已经到了最末端，而蔡华初则是从未进入市场的初端开始接触文物的。文物的一级市场特指这种国家级的机构，包括了博物馆、考古所和文物商店。博物馆是最主要的机构，负责保管和收藏文物，并对文物进行着陈列和展示是最基本的功能，同时还承担了对普通民众的美育职能。在考古所工作了几十载的蔡华初表示，考古所是次一级的机构，专门负责地下文物和水下文物的发掘、研究和鉴定。“按照文物法的规定，所有的地下文物所有权均属于国家，其研究成果最终会分为两类：达到一定级别的送交博物馆库房保存，其余的流通到第三处机构也就是文物商店处。”

　　对于考古所来说，对地下文物并不是主动发掘。除非那种保护得很好的墓地，具有学术价值而有必要开采的，需要向有关文物部门提交发掘申请申请获取拨款；另一种情况是遗址的清理，这一种是非主动的，包括了古墓葬的遗址意外发现，建筑工地的开挖，考古人员在接到相关的报道和批准后才会对地下文物进行清理。从基础政策上讲，国家对地下文物的发掘是被动的。

　　虽然是官方机构，但蔡华初表示，在长期的考古工作中，所采用的方式也借用了盗墓者的工具——某种叫做“洛阳铲”的探测工具。洛阳为九朝古都，地下文物非常丰富。在建国前盗墓猖獗，盗墓者遂发明了这样一种用于盗墓勘探的工具，故名。这是一种圆形中空状的铲，通常为铜质地，上面安有带弹性的长柄，专用于在墓地中布孔。“洛阳铲因为是中空，在布孔的时候能带起来深层的泥土，通过土的颜色的深浅变化，分析出土质层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一个孔可能无法看出端倪，但是在一片的土地上按地域分布布孔，就可根据泥土的变化分析出文化沉积的状况，是行宫遗址还是墓葬，是藏有大量文物的君主墓穴还是普通的灰坑，洛阳铲是最简便易行的方式。”蔡华初笑称，特别是在大量的小型遗址处，大面积仪器的动土过于透支成本，“这种小工具相对来说最为实用，即便是盗墓者发明的，也拿来所用了！”

　　然而关于遗址的开采，目前国内还是有很大的空子可钻。特别是在地县级城市和郊区农村一带，很多施工方在开挖建筑工地的时候通常先斩后奏，即便挖到了墓地遗址很多也采取瞒报的方式，文物流失的状况令人堪忧。出土的文物瓷器很多都被农民自留，然后通过各种渠道私下流通了出去，大部分的墓地遗址和挖出来的文物都这样默默地消失了。

　　在博物馆和考古所铺陈的研究工作之后，文物商店则是最后环节的辅助单位。那些发掘出来不上级别的普通文物，统统都进入了文物商店这种国家牵头经营的市场里，通过收益为国家考古研究部门积累相关的经费。文物商店也对民众征收藏品，明清后的流散民间文物和民间收藏，若藏品能够达到三级以上，文物商店就会征集并收入博物馆库房。现如今，文物商店也经历了市场化变革，民间人员从事收藏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农村中很多村民已经自己收藏和私下交易，和文物商店产生了竞争，文物商店的征集藏品相对来说更为有限，已经大不如前了。

　　蔡华初表示，国家对地下文物出土的措施一直在强调，但是贯彻起来却始终面临着尴尬局面。从出入境处开始，徇私枉法和内部对应的一条龙交易线一直是存在的。走私者们长期有自己的门路来对应文物走私的监察。海关的文物鉴定水平也并不过硬，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因为有铭文篆刻较为容易辨识，而战汉时期的青铜器很难鉴定出来，导致文物大量流失。虽然有规定青铜器一律不允许正式拍卖，但小件的私下交易一直不能杜绝，这其中交易的暗流是大部分的人都无法看见的。

    拓荒文物发掘

　　蔡华初的考古生涯最早能追溯回上世纪70年代的盘龙城遗址发掘时代。考古这个行业听起来神秘又有趣，但是在那个年代，面临的原始状态的挑战是无法想象的。上世纪80年代左右，考古人员和力量严重不足，若有任务发掘需要四处挖人来凑队伍。1982年，蔡华初跟随已年逾花甲的蓝蔚老人进行考古发掘。因为业务能力强，蔡华初被收编到蓝的手下，很多下乡田野的工作都是他一个人去完成，正是因为此机缘，蔡华初日后进入了湖北省博物馆，专门从事考古研究工作。

博物馆的日常工作分为两大块：田野技术和室内技术。除去看似较为轻松的编撰绘图的室内案头技术外，牵涉到所有遗址的一线基础开挖与发掘的田野技术是最重要的考古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相应措施非常落后，蔡华初很多次甚至是独自一人发掘了墓地。

　　1982年，当时在武汉市博物馆的蔡华初接到了任务，武汉手表厂(今东湖中学一带)的工地建设工程中意挖出了隋代的墓。专业人手严重不足的前提下，蔡华初只身一人承担了发掘的全程。“田野技术的要求其实就是常年要守着开采工地，某种程度和建筑工人也没什么区别。”在当年，治安相对良好，虽然会有附近的学生和教师出于好奇而围观，但不会有丢失文物这种问题的出现。“发掘古墓遗址要断定文化层。一般来说，发现黑泥土就说明已经挖到了腐蚀层。到泥土发黑的情况下，陪葬品就要现出来了。”蔡华初说，因为没有其他的专人看管文物，不敢继续开挖，“本来按照操作流程是要一整层都暴露出来，目前这种情况下，我只敢一天挖数件，挖出多少就搬回多少。当时是酷暑，5米多深的墓坑中密不透风，上方还有群众满满围观发掘现场。中暑头痛的现象发生了很多次，这都是事后我才知道的。”

    从古至今

    所有挖出的青铜器和文物都堆在蔡华初在农讲所简陋的宿舍里，全部开挖后基本塞满了半间屋子。这次隋墓的发掘，出土了200多件文物，后选入武汉市博物馆的一级文物都有一百多件。考古报告、绘图修复整理的工作在事后也是他全部一手完成的。这种数周就要完成，独自一人负责的艰苦的田野作业，蔡华初并不是只有一次。

　　1997年，在黄陂离盘龙城遗址仅几里地的蔡家嘴一带，发现了三国东吴贵族墓的遗址。上报后，历史文物科和武汉市文物处考古队仅4－5人的队伍去现场勘探考察。“砖石墓通常都是秦汉后，更早的墓穴都是土墓。最早的一个同事去看，表示墓已经被盗墓者挖完了，不剩藏品。”但蔡华初并未拘泥于表象，经过仔细观察后，他断定，墓主的主室是一个正方形，正在开挖的这一块已破坏完，但是按吴墓传统，主室一般没有随葬品，必定还有其他的墓室。

　　“一般来说其他的墓室和主墓正好呈十字形。”蔡华初说，“在主室前有前室，两旁是耳室，然后还有甬道。”蔡华初发掘出一米见方的青瓷院落，过去地主庄园院落有专门的碉楼和站岗放哨的位置，因过去的郡主们都具备私人武装，墓室的设置也表现了当时武装和经济发展程度，家丁和生活佣的发掘也能看出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

　　根据蔡华初的推断，果真又在周边挖了一百多件出土文物。根据1997年提交的全国性考古报告表明，这是当年十大考古发掘之一，地位极其重要。

    考古源自对文物的尊重

　　做考古，必备的除了专业技术，更需对文物的热爱和责任心。蔡华初称，在当初发掘隋唐墓的时候，财务科只拨款了500元的经费，他合理运用还节余了300元；现在哪怕发掘一个小墓，各项技术保安措施在正式发掘之前都要到位，若没有几十万根本不可能完成。“责任心和敬业精神也是必须的。当年，挖掘出的文物堆了一房间，如果出于私欲想要拿的话，就不是一两件了。”蔡华初称，在当年考古所简陋的库房中，仅一吊锁把门，四处堆积着半米高的唐三彩和六朝文物，守着金库的艰辛和孤寂是行业外收藏古玩的人所不能想象的。

　　考古是一门跟死人打交道的行当，没有语言对话，必须耐得住寂寞。蔡华初年轻时因个人喜欢选择学习文史，却没有想到日后能够走上考古和研究的道路。除了之前极耗体能的田野技术，室内技术也是蔡华初必做的工作：对出土文物进行修复，每一件文物的管理、建档、撰写文字说明、绘图和照片拍摄，繁琐而必要。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省博才成立了修复所，在修复文物技术人员待遇和地位相对都较低而未受到重视的时候，蔡华初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归纳。

　　因为考古，蔡华初自认能够站在不一样的角度看待现今的收藏现状。“很多人对古玩市场了解并不全面。古玩的流通并非像人想到的直接兑换经济利益那么简单，这其中的技术性和知识盲点是需要大量的学习过程来完善的。”蔡华初说，从事相关考古的行业，自己对文物也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情，对物件的认识是按照考古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方法来鉴定的，更具备开放性，“如果你能在一个统一的脉络下掌握了器物的形制学、把握文物的美术史相关信息，将考古的方法和理论技术带入自己的收藏，那和纯投机的动机是绝对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