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也是文明传承的重要手段，文字记载了民族的历史，保存了祖先的智慧，是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的核心来源。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最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字体系，少数民族的文字散发着独特的历史文化气息。前几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启了‘我们的文字’专题项目，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在全国各地采集少数民族文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于是在之前收藏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收集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书法。”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台州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蔡希告诉记者，自己从十多年前开始收藏少数民族文字书法，至今已收藏少数民族文字共计40种，藏品4000多件。藏品包括少数民族文字书法拓片1000多件，民族文字手写的贝叶经、经书等2000多件，少数民族文字资料1000多件。

   少数民族文字收藏的“大观园”

   “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新中国成立前,21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有的民族使用一种以上的文字，如傣族有4种文字。”蔡希介绍，他收藏的少数民族文字主要包括民族古文字和传统民族文字两大块。像是藏、彝、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傣等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字，有的文字如藏文、彝文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其他文字也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们大部分已经有比较规范的习惯用法，使用范围较广，影响也较大。苗文和壮文虽然创制时间不长，但使用人数较多。

   有一些古老文字一直沿用至今，如藏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朝鲜文、方块白文、金平傣文、滇东北老苗文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先民千百年来留下的深厚文化。

   蔡希收藏有藏文、朝鲜文、维吾尔文、西夏文、女真文、契丹文、回鹘文、八思巴文、突厥文、哈萨克文、锡伯文、水书、哥巴文等少数民族文字，这些藏品如今陈列在他的蔡府百年艺术馆中，等待着参观者前往观瞻。

   收藏非遗传承人的书法作品

   蔡希介绍，他收藏了许多少数民族文字非遗传承人的书法作品，例如西藏自治区藏文非遗传承人、西藏佛学院藏文专家强巴桑杰的书法作品，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文非遗传承人图雅、水书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胜超等人的作品。

   “我与强巴桑杰交好，日常会交流彼此的书法作品。我请他写几幅藏文书法，他欣然同意了。”蔡希说，强巴桑杰对于文字十分敬重，“为了写好藏文书法，他每日清晨都要沐手更衣。写好书法后，他到拉萨最好的装裱店，按唐卡的最高标准装裱好，再寄给我。”

   “有一次我与强巴桑杰通视频电话时，正好在整理他寄给我的书法作品，一不小心把一幅字挂歪了。他很着急地跟我说，‘蔡老师，你把藏文挂歪了！这是对藏文很不敬重的。’”蔡希说。

   收藏到的藏文书法，很多文字蔡希都不认识，于是他请西藏的藏文翻译专家进行翻译。“要多翻译几次，选择国内最权威的版本来确定翻译内容。”

   由此，蔡希收藏了藏文书法的一个系列，包括藏文书法的13种形式。

   在蔡希的蔡府百年艺术馆，一幅幅装裱精美、字形特别的少数民族书法作品看得人啧啧称奇。

   水书，是水族的古文字、水族书籍的通称。它是一种类似于甲骨文和金文的古老文字符号，记载了水族古代天文、民俗、伦理、哲学、美学、法学等文化信息，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是象形文字未开发的最后领地。

   这种珍贵的“活化石”，蔡希收藏了好几幅。大多来自于水书非遗传承人杨胜超、水书书协主席潘洪诚、80多岁的“水书先生”蒙熙能的书法作品，十分珍贵。

   珍贵的文物拓印件

   护国寺感应塔西夏碑，树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原置武威大云寺，西夏时大云寺改名为护国寺；元灭西夏后，西夏碑被当时的有识之士砌碑亭封闭，得以保存；清嘉庆九年（1804年），由武威著名学者张澍发现；民国时，西夏碑由大云寺移置武威文庙；后移置于武威市西夏博物馆内。

   “我收藏有西夏碑原碑的拓印件，拓印于清代。如今，西夏碑已经禁止拓印，因此当年留下的原碑拓印件弥足珍贵。”蔡希介绍，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对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社会经济等方面有重要作用。篆刻于西夏碑上的西夏文，一字一音，字形方正，基本笔画与汉字相同，文字结构也采用类似汉字“六书”的会意字和形声字。近现代以来，因识者寥寥，被称为“天书”。

   华夏文明延续至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拥有着富有生命力的文字系统。文字之美，美在形体、美在风骨、美在精髓、美在真情。

   “少数民族文字既包括正在使用的文字，也包括古代各民族曾经使用过的文字。一些文字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些文字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一直沿用至今。”蔡希说，对于那些退出历史舞台的少数民族文字，我们要了解其写法、读法和意义，只能通过一些历史文物来对其有所认知。比如他收藏的西夏碑拓印件、罕见八思巴文造像残石拓印件，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

   “八思巴文造像残石，应为八面经幢，可惜如今只剩五个残面，其中一面为线刻佛像，其余四面刻有100多个文字，出自山西晋南农村院落围墙中，现被私人收藏。”蔡希介绍，据考证，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文字。

   “八思巴文属拼音文字，由于难以辨识，主要用于官方文件，使其成为了一种贵族文字。皇帝派遣只懂八思巴文而不懂蒙古语的汉族官吏，到军营传达情报，起着类似密码一样的作用。”蔡希说，八思巴文作为元朝的国书，以多种语言统一的形式，给后人留下许多珍贵资料。其中包括元朝官方文件的原件、铜印、钱钞等。但作为寺庙里的碑刻，文字和线刻并存，实属罕见珍品。对研究和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宗教及文字演变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各少数民族文字均有涉猎

   满文，是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母所创制的（无圈点老满文）。1632年，改进为圈点新满文，后在清朝各地普遍使用，成为清朝的“国语”。清朝灭亡以后，使用渐少。

   契丹文，属于古南蒙语，是辽代创立的少数民族文字。

   回鹘文，是维吾尔族先民回鹘人8世纪时用粟特文（即窣利文）字母创制的拼音文字。

   女真文，是女真族（满族的先民）文字，在仿照汉字的契丹文基础上创制，并在金、元、明使用，后传到朝鲜。

   诸如此类宝贵的少数民族文字不胜枚举，蔡希收藏时均有涉猎。

   “通过收藏、观摩这些少数民族文字书法作品，可以对我国的民族古文字有初步了解。此外，于阗文、古突厥文、纳西东巴文等古老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奥秘。”蔡希说，这些古文字都是我国悠久文化的一个永恒的印记，在书法作品、拓印件等载体上被记载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