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字君谟,福建仙游人。宋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后,任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他一度还被选为皇宫侍讲,当过仁宗老师。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更换了宰相,亲自提拔余靖、欧阳修、王素为监察官,也任命蔡囊知谏院官。蔡襄后参与范仲淹、欧阳修一起倡导的“庆历新政”活动,显示出其在政治上富有改革精神。
当时,宋廷跟北方的契丹关系处于和缓。但是,西夏的李元昊崛起不时寇边要隘,环庆、延州两地均被侵掠。宋廷出兵抵御难以取胜,弄得国内军费支出庞大,国家财政日渐困难,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蔡襄考宋太祖开宝年间(968年-975年)全国兵额为37万人,至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已增至129.9万人。军费支出达四千四百万元,但兵卒素质低,老弱多,不堪上阵者占一定比例,针对这种情况,蔡襄认为当前军队非改革不可。他向仁宗皇帝上《强兵疏》中曰:“臣约一岁统计,天下之入民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具体措施:凡是全军中老者、病弱者、武艺不精者,遣至近里、州、军去或罢归之;同时,边郡之地多山险峻,军中的老马、病瘦瘠马、不堪驱逐马,一概不可用。这样做到兵精马壮,作战必胜而力倍增。
其次,蔡襄还上《乞置乡兵疏》,建议朝廷仿效唐代,在民间设置乡兵制度,以巩固边防。唐时,全国设六百三十四府,各府兵士出征时,由临时任命主将率领,战争结束后,将领归朝廷供养,兵士散回各府,平时练兵和择马等费用,可大大减轻国家负担。该疏云:“籍民于官,不离乡里,农隙教习武艺,其余时则归家,有警急则集守备。今若置之,不费国家之用,足为天下根本矣。”
其三,蔡襄又上《强国疏》指出:“兵曰益多,官曰益冗,财物有限而支费无涯。国之所以贫也,然则富国有术乎,必先用意于兵,然后可言富国术。臣故曰今之为政,强兵为第一事,富国为第二事。”他把“强兵”与“富国”讲得很辩证,分析得很透彻。此外,他自己还撰写《国论要目》十二篇,都是论治国策略,并与范仲淹、欧阳修一起倡导“庆历新政”活动,目的在于革除弊病,修明政治。实际上,当时蔡襄的强兵富国的策略和措施是可靠的,可是优柔寡断的仁宗皇帝前怕狼后怕虎;加上守旧派极力阻挠,未能逐一付于实施,以致宋廷积重难返。
蔡襄在政治上富有改革精神,是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的,他的改革主张和一系列措施,以后为王安石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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