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132-192年），字伯喈，是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和音乐家。他的学问广博，尤其在文学和经学方面造诣深厚，被誉为“文宗”，尤为显著的贡献则是他为两汉纷扰繁杂的“古文”“今文”经学争论画上了句号。

   经学之兴按皮锡瑞之说，始于孔子删改“六经”。“六经”本为百家争鸣的元典，后随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壮大，成为儒家学派的专有文献，为“世之显学”。然凡事盛极而衰自然之理，旦夕祸福则难以预料，战火粹炼出了一个强大的秦帝国，却也焚灭了儒生们对皇权的期望。一卷卷经文被付之一炬，一场场屠戮令民众震颤，只有怀抱信仰的儒生如济南伏生一般，冒死藏住了珍贵的经卷，在危机中保住了经学的一丝生机。

   汉家之兴，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轻徭薄赋的环境下，被秦法压得难以喘息的儒生们终于得以走出来，让经文重见天日。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没有了来自高层的打压，在陆贾、叔孙通等人的推动下，经学典籍开始走向权力中枢。最终在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经学正是成为了汉家官学，重返兴盛之路。

   谁料波折又起，经学流传过程又生出“古文”、“今文”之分，今文经学由于先入之利，在西汉盛极一时，然却无法阻挡古文经学多次冲击，古文经学虽是晚出，凭着孔子后人的名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西汉后期，朝廷奖掖经学的政策下，“明经”之人有了更多世俗利益。于是，“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两大流派为了争夺官学带来的现实效益，更是极尽所能，甚至行贿宫中宦者涂改兰台经文，以印证自己经文的权威。

   清代学者龚自珍如此评价：

   “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为伏生之徒读之，一为孔安国读之。未读之先，皆古文矣；既读之后，皆今文矣。惟读者人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

真可谓一语中的，跨越两汉的经学争论，实际是不同利益集团争夺政治话语权和现实利益的斗争，只是披上了一层学术争论的外衣。今文经学为了保住地位，对皇权曲意逢迎，而古文经学为了上位更是刮起了谶纬之风，双方为了争得皇权的恩宠，极尽谄媚之能，全然忘却了皇权曾给经学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和危难下儒生们冒死保存经文的决心。

   本是明理通义、匡正君王的正道经文，却成了阿谀钻营的功利之术，甚至本该融为一体的经文传授，也因派系林立而相互倾轧，孔子苦心孤诣修订的经世之文就如此被后学者浪费。有鉴于此，蔡邕、郑玄等当时的大儒，凝毕生心血，通各家之说，览古今经书之文，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在太学门口竖起了一排排石碑，镌刻五经正文，是为“熹平石经”，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终为经学争论画上了句号。

   熹平石经的问世，为经学史上重大的举措，不仅结束了当时经学的纷争和衰败之象，更为后世钻研经学的文学之士提供了范本，蔡邕、郑玄等人的注解也成了研究经学的必由之路。由是而论，蔡邕对于中华文明的存续实有千秋之功业。然蔡邕本人仕途坎坷，一生磨难，其女蔡琰更是流落异乡，今观其墓葬更是难掩凄凉。蔡邕如此经学大儒，对我国文化有巨大贡献的学者之墓葬只能冷清地陈列于此，难为世人所知，每思于此，心中难免郁结。

   如此经学昌明之世，实当有明通经义之人来尊崇那些经学坎途中披荆斩棘的先贤们，彰显其功德以垂范世人。不才后学仅以一赋聊表瞻仰之情：

   文章冠时世，琴棋亦自频。独步传声远，千秋犹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