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翘（1897～1990），又名蔡卓夫、蔡义忠。中国科学院院士。生于广东省揭阳县新亨镇仙美村(今属揭东区)。父蔡季谦，母卢氏，姐蔡义英和蔡义得，还有4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蔡翘7岁时，父亲送他在本村私塾读书，后又送他到镇上蓝田小学读高小。1913年，蔡翘考入潮安县金山书院（现省立金山中学），至1917年毕业。1918年，他只身赴上海复旦大学附中补习英文，同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旁听生。1919年秋，他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胸怀“科学救国”的志向，带着家里给的不多的钱，从上海坐船经日本到美国留学。他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学习心理学，用2年时间学完大学课程。1921年冬进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一学期后（1922年）转入芝加哥大学生理系当研究生。在美求学期间蔡翘靠勤工俭学维持生活和学习，他曾在芝加哥大学生物学图书馆业余服务一年，一天工作2小时，以解决自己的学费和吃饭问题，并与多名中国同学，如吴有训、周培源、潘菽、杨武之（杨振宁之父）、袁敦礼、张锡均等合租宿舍。有一段时间甚至与潘菽（中国科学院院士，心理学家，字有年，潘汉年的堂弟、潘梓年之弟，五四运动领导者之一，为火烧赵家楼后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已故）同睡一床，合盖一床被子。他们自己起伙，轮流做饭，还在学校打零工。同时他潜心攻读，注重提高实验技能，在芝加哥大学文理学院学习期间发表了4篇论文。1924 年，蔡翘发表博士论文“大白鼠的记忆曲线”，翌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因学业成绩优秀获芝加哥大学金钥匙奖，并被推荐为美国解剖学会会员。

   1925年夏秋之交，他绕道加拿大经日本回国，就聘于2年前回国的同乡郭任远任职的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创建生物学科，执教生物学和生理学。1926年，他加入新成立的中国生理学会（当时只有十几人）。1927～1928年，谷镜汧、颜福庆、张?]、林国镐等人在吴淞创办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医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现复旦大学医学院），蔡翘受聘创建生理学科，任生理学教授，兼讲授比较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在此期间，他首倡用华语教学；编著中国第一本大学用的生理学教科书；培养出一批中国早期的生理学工作者。1930年秋，蔡翘获美国洛克斐勒氏基金会资助，赴英国和德国进修，先在伦敦大学著名生理学家C.L埃文思（C.Lovatt Evans）教授的实验室从事糖代谢的研究，继而在剑桥大学著名神经生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E.D.阿德里安（Edgar Douglas Adrian，lst Baron，1889～1977）教授的实验室从事神经传导生理研究。经埃文思教授推荐，于1935年成为英国生理学会会员。1931年冬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和其他大学的著名生理学实验室进行短期进修。1932年春回国，继续在上海吴淞的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1932年夏秋之季，他应聘到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Henry Lester Institute）任副研究员，1932～1936年系统研究了肝脏在糖代谢中的作用。1937年1月，他提前与雷士德研究所解约，到条件较差的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任生理学教授兼科主任，再次创建生理科。吴襄申请为其助教。蔡翘同吴襄共同编著了《生理学实验》一书。他在牙医专科第一班进行教学的同时，又立即筹建动物房及研究室，准备继续利用慢性动物进行肝糖代谢的实验。不料半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对上海、南京进行频繁的空袭。中央大学医学院决定西迁成都。到成都后先借用教会办的华西大学医学院的部分校舍上课，4年后，又租用城内一所中学校舍作为前期各科教学之用，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蔡翘坚持从事生理和药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38年秋，蔡翘在华西三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华西大学医学院）发起成立和领导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其中郑集、童第周都是会员。1941年6月，他在华西大学医学院创办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会志》，并任主编。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惟一的一本生理学刊物，至抗战胜利为止，4年共出两卷13期300多页。同年，他成立了生理学研究所，主要助手有朱壬葆、周金黄、吴襄、徐丰彦、李瑞轩，匡达人等。他招收了4名研究生（宋少章、程治平、陈定一、李昌甫），接受了十几名进修生，其中有延安军医学校秘密送来的同志，也有方怀时（后曾任台湾航空医学会会长，1980年代后期在参加国际航天航空学术会议时，曾向第四军医大学及国防科工委航天航空医学工程研究所出席会议的学者问候他的老师蔡翘）等人。他自筹经费，亲自动手，成立制造生理学实验仪器的车间供教学和研究之用。1940年，他还曾送一套自制仪器给延安经成都到香港采购药品器材的朋友。1943年夏，蔡翘作为中美文化交流交换教授与费孝通等6人应邀赴美讲学一年。在芝加哥讲演时，他向世界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呼吁国际社会的援助，其讲演稿与其他教授的讲演稿一起被编成《来自中国的声音》一书在美国出版。这一年中，蔡翘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与美国学者合作继续研究血清中的缩血管物质问题，正是这一成果，后来导致国外5-羟色胺（即血清素）的发现。抗日战争期间，他主要从事有关血液生理的研究，也有不少重要的发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大学医学院复院南京，他再次领导生理科教学与研究的恢复工作，继续从事小血管受伤止血的研究。1948年，他代理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当时校长为吴有训）。同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当时院士有81人，9月23～25日在南京北极阁召开第一次院士会议，到会48人。这批院士分布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体现20世纪前半叶中国科学的水平。1955年，原有院士中46人进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行列。1990年3月与5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曾先后两次致函蔡翘，邀请他与其他仍健在的大陆原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赴台参加中央研究院19届院士会议及参观访问。因种种原因，蔡翘虽未能成行，但4名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赵忠尧、汤佩松、黄汲清和冯德培）1993年9月成功赴台访问，实现了海峡两岸科学家的首次交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大学改称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为潘菽），蔡翘任医学院院长。1952年，南京大学医学院改编为第五军医大学，他任校长，并受国家卫生部的委托在该校举办了生理学高级师资进修班。1954年，他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一级研究员和院学术委员会主任。1957年，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军事劳动生理研究所，他兼任所长。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1～1968年，他主要从事并领导特殊环境生理学的研究，是中-事劳动生理学、航空航天医学和航海医学的创始人。蔡翘多次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56年7月出席了国际生理科学布鲁塞尔会议；1956年9月～1957年2月，作为中-事医学代表团副团长赴苏联考察半年，并赴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参观和参加学术会议；1963年率团赴华沙参加国际空间科学会议；1964年率团赴爱尔兰参加国际航空空间医学会议，并顺访英国伦敦等地的实验室。他对中国的科学事业极为关心，衷心拥护中共中央“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医学、生物学界多次出现的违反“百家争鸣”方针的倾向和做法，他总是挺身而出，坚持真理，提出自己的科学见解。1962年，他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副总理领导的广州会议上，就如何发展中国自然科学和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发表了坦诚的意见，1963年8月又就如何贯彻“科学十四条”写了“关于科研工作的建议信”，得到军委副主席聂荣臻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文革期间他受到破孩，失去了工作条件，然而他坚持埋头著书，并于1979年出版了60多万字的《航空与空间医学基础》一书。1978年，在他的积极建议下，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了基础医学研究所，他亲自指导该所神经生物学室的研究工作并积极培养研究生。

   蔡翘是中国生理学会1926年成立时最早的会员之一。他于1935～1937年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1950～1955年继任第11和12届理事；1964～1981年任中国生理科学会（含生理、生物化学、药物、病理生理、生物物理和营养6个学科）理事长；他团结6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带领会员共同前进。在1981年的第16届代表会上他辞去理事长之职，被选为中国生理学会名誉理事长。1987年7月中华医学会航空医学学会成立时，他被推选为名誉主任委员。

   蔡翘自1922年从事生理学工作至逝世，一生艰苦创业，在生理学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他涉猎广泛，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和成就，先后发表过100多篇学术论文和11本专著和教科书。他提携新秀，培养了几代人才，为发展中国的生理学和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蔡翘因年高体衰，呼吸道感染，出现全身器官功能衰竭，于1990年7月29日逝世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