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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夫人蔡玉卿

来源:闽南日报  发布时间:2016/6/6
请让我们记住:我们所栖居的漳州大地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女性,在国破家亡、身世浮沉之际,她以荏弱的身躯呵护着一粒文明的火种。 ——题记 
公元1645年,即崇祯殉国次年,也是清朝顺治二年,又是黄道周所拥立的南明隆武朝之元年。这一年九月,黄道周以内阁首辅的身份率师从福建崇安分水关进入江西广信,欲直捣金陵、恢复南都。当时清兵势强,抗清力量又支离难聚,而手握军事、财政大权的郑芝龙则在身后掣肘,成败利钝已非黄道周所能逆睹,如其所言,徒以“蛙颐螳臂”而欲申大义于天下耳。同年十二月,黄道周兵败被俘于婺源,次年三月慷慨就义于南京,隆武帝为之震悼罢朝,谥曰“忠烈”,赐爵曰“文明伯”。 
    “文明”为文采光明之意,《易·乾·文言传》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舜典》有“浚哲文明,温恭允塞”之语,孔颖达疏云:“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黄道周以文章风节高天下,“文明”二字实至名归;而这也是“文明夫人”的由来。可以说,伴随着“文明夫人”这个称号的出现,蔡玉卿失去了丈夫黄道周,也失去了一生的良师益友,开始了她将近五十年茕茕孑立、孤标傲世的生活。 
    一般都说“黄道周夫人是蔡玉卿”,可是,我们不能忘了黄道周还有个原配夫人林氏,她与黄道周生有一女。黄道周考中进士之后,林氏偕黄母于天启三年(1623年)赴北京与黄道周团聚,却在途经浙江嘉兴时病逝。黄道周在《乞言自序状》中称她“敦朴不著”,其弟子洪思《文明夫人行状》则记载她临死前对其女说:“尔父日以忠孝教于家,我死,尔幸勿哭,恐伤太夫人意,后必有能事吾姑善于吾者。”“吾姑”即其婆婆(太夫人)。可以想见,林氏是一位朴实、孝顺的女子。但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感觉真的很奇特,古人所谓“白首如新,倾盖如故”,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感觉,因此我们可以说,黄道周与林氏自有其夫妻恩义在,但蔡玉卿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而这首先应该是双方秉性的高度契合与相互吸引。 
    嘉靖年间,漳州有理学名家蔡烈(1479-1558),据《龙溪护吉蔡氏族谱》,蔡玉卿为其后裔。蔡烈曾师从明代著名的朱子学者晋江蔡清,《漳州府志》称其学“一宗程朱,以穷理力行、为实主敬为要”,后隐居于云洞岩,人称“鹤峰居士”。蔡玉卿之父蔡乾鎏亦为一介隐者。或许是家学渊源,与同龄人相比,蔡玉卿应该要显得早熟一些。据《文明夫人行状》载,蔡玉卿“生鹤峰徵士家,性嗜书,能居约,不苟言笑,十岁能属文,事母陈氏以孝著”。“徵士”指不接受朝廷征聘的隐士,也泛指不从仕之人;“能居约”指能忍受贫贱的生活;“属文”即写文章。现在我们整体回顾这段话,其所描述的简直就是另一个黄道周! 
    据《年谱》记载,黄道周出身贫寒,以耕读为业,七岁时其父即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授之,过目成诵;八岁时博览群书,好观六经;十岁时作古文词,若有神授;与朋友交往时静穆整饬,令年长于其者亦肃然起敬;而其事父母至孝,洪思称之“其行皆可为《孝经》”。凡此种种,皆与上合。蔡玉卿生于1612年,天启六年(1626年)嫁给黄道周时虚龄才15岁,而其时黄道周已42岁,但她与黄道周在精神上的差距却远没有年龄上的差距那么大。过门不到三个月,黄母病逝,家庭就由蔡玉卿一手撑持,黄道周得以安心讲学、著述、从政。黄道周号石斋,蔡玉卿字润石,二人恰如其名,可谓相得益彰。 
    儒者移孝为忠,并以“得君行道”为己任;君若不正,则欲“格君心之非”,这也是黄道周屡次直言进谏的直接原因。而在黄道周所有重要的政治活动的背后,都有蔡玉卿默默的理解、坚定的支持乃至有力的鞭策。崇祯初年,黄道周因为营救受诬入狱的钱龙锡而被降级调用,他上疏乞休获准,将行之际,蔡玉卿问他:“所当言者,尽于此乎?”黄道周于是又写了著名的《放门陈事疏》,大胆抨击时弊,直言“勿用小人”,崇祯龙颜大怒,将其革除功名,蔡玉卿却以此为轻罚而庆幸。崇祯九年,黄道周在得知清兵入侵京畿的消息后决定出山勤王,蔡玉卿二话不说,变卖首饰作为随行人员的路费,其豪气慷慨,古风犹存。此后黄道周因疏论陈新甲、杨嗣昌“夺情”当政而遭谪戍,又被诬为“结党营私”而入诏狱受酷刑,对此,蔡玉卿都表现得极为泰然、淡定。她执着地相信:天佑夫子,每一次挫折都是对黄道周的磨砺,而她更相信黄道周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 
明亡后,当黄道周于弘光朝时辞墓赴召、于隆武朝时招征北伐时,蔡玉卿已预料到自己的丈夫鞠躬尽瘁、舍生取义的时刻到了,但她仍义无反顾地支持黄道周北上。其堂弟(一说堂兄)蔡春溶作为“四君子”之一追随恩师黄道周就义,蔡玉卿喜曰:“吾弟不辱没我家矣!”如果不是自身有坚定的信仰,又安能如此勘破生死?《漳浦县志·蔡玉卿传》载黄道周就义前接到蔡玉卿传书,其中“自古忠贞,岂烦内顾,身后之事,玉卿图之”诸语,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民族大义,非男子之所独有;天下兴亡,纵匹妇亦有其责。清人郑千仞誉之为“闺阁中铁汉”,诚哉斯言!而黄道周“得书大笑”,这笑,是为聆此高山流水之音而喜悦,更是为自己有幸能遇到这样一个知己而开怀,令后人油然而兴“微斯人,吾谁与归”之叹。黄道周“纲常百世,性命千秋,天地知我,家人何忧”之绝命词,则可视为对蔡玉卿这十六字的回应与致敬。也许,没有蔡玉卿,黄道周仍然会是今天我们所推崇的民族英雄、文化巨子;但是有了蔡玉卿,黄道周在这条大道上行走的脚步无疑会更坚定、更踏实、更清晰。 
    是的,历史上这样有风骨、重气节、敢担当的女性是罕见的,正如闽南诗人舒婷的名作《致橡树》所描绘的,蔡玉卿不屑于做攀援而上的凌霄花,她更像一株高大的木棉树,与黄道周肩并肩共御风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蔡玉卿就是一个缺乏女性温柔的所谓“女汉子”。她女红娴熟,工书善画,仿道周小楷几可乱真。而今天我们阅读流传下来的蔡玉卿诗歌,其中颇有沉郁悲慨之音,然亦不乏低徊柔婉之调,如其《闺怨》诗:“春风解冻怯轻寒,春思愁人彻肺肝。消息不曾来入梦,谁教明月照阑干。”《七夕》组诗其一:“闻道今宵鹊亦忙,佳期织女会牛郎。却愁碧落桥填晚,几刻深情万丈长。”等等,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一个深情绵渺的女性形象。或许合而观之,才是完整的蔡玉卿。 
    我们不知道在黄道周就义之后,蔡玉卿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作为一个母亲,她有四个儿子需要抚养;而作为“文明夫人”,更有一种精神需要她去传承。黄道周四子分别取名为麑、麚、麖、麙,部首皆为“鹿”,其弟子李世熊曾以为此乃用《小雅·鹿鸣》之典故,但黄道周却回答说:“不然,与鹿游耳!”《孟子·尽心上》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此当为黄道周取名之出处,他已预料到乱世将至,其子或将避世于深山,与鹿豕同游。 
    果然,顺治九年,黄麑、黄麚同日死于兵难,不久黄麖亦死,而其子亦早逝,惟有四子黄麙(字子平)与黄麑之子玉麟随侍蔡玉卿左右。父母公婆、丈夫子孙先后离己而去,人世的苦痛莫过于此。千古艰难唯一死,但有时,活着却更需要勇气。《易·明夷》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蔡玉卿既谢绝了郑军馈赠,也不让子孙仕清,从漳州邺山到平和龙潭,她选择隐居深山,教养诸孤,硬是将家庭繁衍至二十余人。杜甫《佳人》诗云:“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我想,空谷生涯,箪食瓢饮,蔡玉卿定是不改其乐。观其现存于上海博物馆之《山居漫咏》手迹,首章即云:“圣贤只是学为人,学不知天人未真。天在人身春在木,人居天内木涵春。”细细涵咏此诗,天人合一之境已现,成圣成贤之心弥坚,一派文明气象跃然纸上。 
    公元1694年的一个春日,在弥留之际,蔡玉卿郑重地拿出当年自己所临写的黄道周手书《孝经》一卷授予黄子平,安然而去,享年八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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