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宋史》把蔡京编入奸臣列传，极尽贬词，历代史家受此影响，言必唾其人，书必毁其名。“定论”既成，便很少有人愿去深入探究他的功过本末了。但在宋人王明清《浑尘后录》一书中，记载着一则令人深思的故事：蔡京被流放时，门人吕辨护送他过长沙，是夜至东明寺，面对古庙残月，蔡京感慨之余，作“西江月”一阙，词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只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过数日，蔡京气恸而绝。“适潭守乃其仇，数日不得葬”，吕辨凑资为之草殡，并在墓前立石为志，上刻八字：“开元之末，姚宋何罪”？吕辨的意思是说，宋室的衰败是末世走向的必然，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前任宰相蔡京，实在是不公道的。就如唐朝的“开元盛世”之末便出现了“安史之乱”，这难道是名相姚崇、宋璟的罪过吗？也许，吕辨作为门人，故为其主子文过饰非，但言之成理，亦末可不信。且宋人笔记《容斋三笔》中又记：“蔡京死后四十二年迁葬，皮肉消化已尽”。据实物考证，当时迁葬于仙游枫亭赤岭，以国相礼遇厚敛，其坟墓前立有石羊、石马、石狮、石人等，规模宏大，至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前仍然保存完好。这条线索可以证明，在南宋绍兴至乾道年间（1131—1173），曾有过追赦蔡京事。《续资治通鉴》载，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二十八日，宋王朝下诏：“蔡京、董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用中书门下省请也。”但从此之后，再没有出现对蔡京的公允评论。

若按传统史学的观点，认为“宋朝朝局，譬如养大疽于头目之上，种其毒者为王安石，溃其毒者为王黼诸人，中间养成祸乱至于不可救者，则为蔡氏父子”。^（1）就这样，把宋室破败的复杂原因简单化了，其结果是对宋代历史的认识产生严重偏差。近代以来，虽有不少学者对王安石的新法给予重新评价，但对蔡京依然是一味贬斥，这多少会影响到对历史真实的透视。如果我们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态度，大胆摒弃传统史学观念的落后性，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对史料进行客观分析，以正确评判蔡京功过是非为突破点，或许对宋史研究能有所益。本文愿以一管之见，与史界的同仁们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一、五度为相的始末及其政绩

评判蔡京的功过，首先要弄清他“五度为相”的始末及其政政绩。《宋史》认为：蔡京入觐，全凭玩弄权术，阴结宦官宫妾而达到目的。而且他当政皆失，祸国殃民，简直是十恶不赦，“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2）。然而，从现有史料来分析，事实与此说迥然大异。

蔡京少有大志，曾从堂兄蔡襄学书，不愿写小楷，言“大丈夫当运如椽笔”及后“承旨书大字，举世无两”。^（3）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庚戊登叶祖洽榜进士甲科，时年22岁。后由钱塘县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曾出使辽国，出知成都、大名诸府。他曾积极参加王安石变法，做了不少好事。如著名的水利工程莆田木兰陂就是他奏请下诏修建的。当时，他“德行著望，名重京城”，王安石誊之为“可执国柄者”，宰相吕公著赞之曰：“吾阅人多矣，无如蔡君者，他日必据相位”。^（4）元祐末，司马光的亲党分裂为洛、蜀、朔三派，各分党帜廷臣构畔，互寻仇隙，朝政日非。宋哲宗亲政后，“欲上述父兄之志，有意修熙、丰政事，遂决意用京”^（5）在曾布等人的极力举荐下，蔡京于崇宁元年（1102）拜尚书左丞、右仆射，次年正月进左仆射。

蔡京当政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建中靖国”的年号改为“崇宁”，以示对“熙宁新法”的崇敬。他在政治上扫平群党混争，重新起用被司马光之辈贬谪的变法派，重设三司条例司，“取政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各选派得力官员二、三人专门督办；在经济上重视农桑，推行方田均税法，调节赋税政策，鼓励开垦土地。《宋会要·食贷下》详载：“崇宁二年，诸路岁稔，遂行增价折纳之法，支移、折变、科率、配买，皆以熙宁法从事，民以谷菽，物帛输积负零税者听之”“天下租赋科拨支折，当先富及贫，自近及远”“天下甫赋，五年外户口不存者尽蠲之”。这些措施，使人民的赋税压力相对减轻，社会生产力得以发展。同时，蔡京采纳中官杨戬的建议，设置“稻田务”，“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踰大河”，垦复“荒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⁶⁾他在军事上实行屯田戊边，并“举荐王厚，高永年为边帅，率师十万西征，克复郑、湟、廓三州”^（7）（在今青海乐都，化隆一带），一洗前朝国耻，给西夏以沉重打击，从而巩固了宋室的西北边防。他在教育方面“就城南大筑学宫，列屋千八百七十六楹，赐各群雍，广储学士，研究王安石的《经义字说》”^（8）。蔡京的坚决变法激起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崇宁五年正月，“慧星出现西方，光长竞天，徽宗因星象告警，避殿损膳。”这时，凯觎相位已久的中书侍郎刘逵乘机上奏，弹劾蔡京“兴役扰民，损耗国币，应亟加罢黑出 。”迷信天象的宋徽宗也不加细究，就罢免蔡京，让他充任太乙宫使的闲差去了。

大观元年（1107），御史郑居中、余深等人联衔奏罢刘逵，徽宗召还蔡京，复拜左仆射。这时，蔡京实行宽柔之策，奏请徽宗大赦，并召集百宫议政，如“罢重法，分宗室，升班行，省刑名，宽党锢，凡数十事”，皆由蔡京亲自笔录，呈上御批，宣付州县。于是“天下大治，四方向夷”^（9）“币庾盈溢，年余泉币五千多万缗”^（10），相当于至和年间（1054—1056）天下总入缗钱二千二百万缗的二倍多，时有“丰享豫大”之说。一直与宋敌对的南丹瑶族纳土称臣,归附宋室,蔡京因功“拜太尉，拜太师”。

至大观三年（1109），蔡京“辅政八载，权震海内，”宋徽宗怕尾大不掉，产生猜忌，蔡京遂致仕，提举编修《哲宗实录》，不久，被贬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政和二年（1112），召还京师，复辅政，徙鲁国公。蔡京三度复相后，追封王安石为舒王、蔡确为清源郡王，进一次恢复新法，并命魏伯刍领榷贷，铸当五钱和当十钱。这时，天下升平，国库充盈，“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务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任孟昌龄为都水使者，凿大伾三山，创天成、圣功二桥”，^（11）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政和六年（1116）初，蔡京审时度势，极力反对“联金伐辽”，因此忤逆徽宗，又被罢免，次年复位，致宣和二年（1120）春致仕。

王黼取代蔡京为相后，“阳顺人心，悉反蔡京所为，罢方田，毁辟雍、医、算学，并会要、六典诸局，汰省吏，减遥郡使、横班宫奉入之半，茶盐钞法不复比较，富户科抑一切蠲除之”“令天下并输免夫钱，凡得六千余万缗”。^（12）王黼理财无术，只知搜刮，以备北伐军费，百姓受害非浅，因此爆发了睦州方腊农民大起义。方腊起时，“方文太平，不以告，蔓延弥月，遂攻破六郡”。方腊平后，王黼为掩已过，言“腊之起由茶盐法也”，欲归罪蔡京。

宣和六年（1124），徽宗请蔡京再领三省。是时，宦官弄柄，“童贯寝枢院，擅武柄，主庙算，而梁师成者则坐筹帷幄，国家将相之任，文武二道，咸归此二人”。蔡京“召相复而力遏之，朝庭降诏，差方劭察访五路，然遏之不得，更反折角”。^（13）且蔡京“与王黼终凶，上亦浸厌之，黼百计欲其去”。^（14）不久，蔡京被迫上章射事，退闲居家。在此之前，他“引吴敏、李纲、李光、杨时等用之”，以晚年余力，为宋室收罗一批人才。

蔡京屡罢屡起，前后主政二十多年，能在当时复杂的内外斗争中使宋室延续太平日子，确有安邦济世之才。尽管他身上具有封建官僚共有的恶习，仍不失为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过去的史学家们贴在他身上的罪名或失实夸大，或颠倒是非，如所谓“变乱法度”“党锢祸魁”“六贼之首”云云，都是“莫须有”的，都是不经一驳的。以下将逐条简略分析。

二、变乱法度

据史书所载，凡攻击蔡京者，必罪其“变乱法度”。不论是言官陈瓘、龚央等的奏章，还是大学生陈东诸人的上书，无不遣责他“变法度，乱纲常”。熙宁年间，蔡京任舒州推官时，就是变法派中的一位能干的年轻官员。他在舒州设青苗钱，行免役法，兴水利，立市易，“民皆称便”。司农寺同判熊本还特地上章，褒奏蔡京：“学行纯茂，练习新法，荐为干当公事”。哲宗赵煦刚继位时，实际权力落在垂帘听政的宣仁高太后手中。她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废尽王安石新法。蔡京当时在翰林院供职，对“元祐更化”和宣仁太后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不顾杀身之祸，竭力抗言。保守派陈师锡，龚央等论他“妄言宫禁预政，以诬圣德”“始则上诬宣仁，终则归咎先帝”；^（16）因此被贬出京城，外放江宁。哲宗亲政后，蔡京入权户部尚书。“章惇复变役法，置司讲议，久不决。京谓惇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然之，雇役逐定”。^（17）至宋徽宗即位，欲行变法而犹豫不决时，请教于蔡京，“京顿首谢，愿尽死”。于是，“进左仆射，尽用条例司故事”^（18）及后，他为宰执政，虽五起五落，而力主颁行新法，“始终一说”。一些史家认为蔡京是“钻到变法派内部，从根本上扭转变法改革的动向，使之为兼并势力服务，对变法改革加以歪曲和丑化”。^（19）此说不敢苟同。如果我们对蔡京变法的具体活动细加分析，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1、改革科举。在五安石变法期间，就更定科举，取消诗赋、贴经、墨义的考试，专门以经义、论策取士。熙宁末，规定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周官义》《诗义》《书义》）和论策取士。而至“元祐更化”，《三经新义》被禁毁，又出现“诗赋取士”。蔡京执政时，为了使科举考试和官员的实际事务相适应，“令州县悉仿太学三舍考选，建辟雍外学于城南，以待四方之士”^（20）“大观政和之间，广州泉南请建蕃学，高丽亦遣士就上庠，及课养有成，于是，天子召而廷焉”。^（21）太学增设算学、医学、武学、律学、征求各路“经术行谊”之士为教授，各州县选官田为学田，供给费用。此外，科举考试严格实行弥封、誊录等制度，士族与平民同等对待，对彻底打破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起了积极作用。同时，蔡京“越挛拘之俗”，用人不拘一格。如李诫因著《营造法式》而擢迁，孟昌龄因创“天成、圣功二桥”而得赏，沈括因制“浑仪、浮漏”而升官。宋代的文化科学之所以超越前朝，与蔡京是不无关系的。

2、改革币制。据《宋会根本·食贷下》载：蔡京当政，用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之议，铸当十钱。崇宁元年（1102）五月，“始令陕西及江、池饶、建州，以岁所铸小平钱增料改铸当五大铜钱，以‘圣宋通宝’为文，继而并令舒、睦、衡、鄂钱监，用陕西式铸折十钱，限今岁铸（铜钱）三十万缗，铁钱二百万缗。”当时，由于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造成了贷币需求量的猛增，实行贷币改革势在必行。当十钱折五钱的出现无疑是适应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保守派也极力反对之，《独醒异志》云：“崇宁钱文，徽宗尝令蔡京书之，笔画从省，‘崇’字以一笔上下相贯，‘宁’字内不从心。当时有人谓京‘有意破宗，无心宁国’”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蔡京的每次升黑出，都关系币制改革，这一点史载详备。如“时蔡京复相，再主用折十钱”。^（22）“大观三年（1109），申当十钱行使之令，益以京东、京西，而河北并边州县镇砦，四榷及缘海县镇等皆禁，时蔡京复罢政矣。^（23）”由此可见围绕币制改革的激烈斗争。崇宁四年（1105），蔡京还把宋初的“交子”纸币改名为“钱引”，由钱引务发行，以代替贬值的“交子”。这些，在我国古代金融史上应该是有贡献的。

3、专利制度。蔡京执政时，致力于完善国家的专利制度。其中主要的是关于盐、茶、酒、矾及金银坑治等专利。“崇宁间，蔡京始变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24）政和二年（1112），蔡京复用事，大变盐法，乃议措置十六条，裁定官卖盐价，橐以三百斤，价以十千，其鬻者听增损随时，旧加饶脚耗并罢”。^（25）为了控制豪强巨富垄断盐钞，蔡京严格控制盐价。据宣和四年（1122）榷货务疏载：“古有斗米斤盐之说，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时盐价为六七十，崇宁曾定盐价，卖钞折算，酌以中价，斤以四十，今一斤三十七钱，亏公稍多”。^（26）这点说明蔡京并不是“以盐利刻虐敛聚”。自政和盐法立后，蔡京用魏伯刍主榷货务，“顿绝弊源，公私兼利，巽时一日所收不过二万缗，则已诧其太多，今日之纳乃常及四五万贯。以岁计之，有一郡而客钞钱及五十余万贯者，处州是也；有一州仓而客人请盐及四十万袋者，泰州是也。新法于今才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万贯。”^（27）可见，蔡京的“官府专卖，民自贩运”的盐法是切实可行的。

茶的专利主要是提取茶税。蔡京于崇宁元年（1102）就上奏议曰：“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之茶，仍旧禁榷官卖，勿复科民，即产茶州郡随所置场，申商人园户私易之禁，凡是置场地园户租折税仍旧”^（28）“自茶法更张，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万缗，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万五千六百余斤”。^（29）可见茶税法促进了茶叶生产的迅速发展。

酒课及金银坑冶等税率也都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崇宁年间（1102—1106），“诸路官监酒直，上者增钱二，中下增一，以充学费，余裨转运司岁用”。^（30）这里规定酒税先用于发展教育。但酒的税率并不很高，如“杭州都酒务甲于诸路，治平前岁课三十万缗，政和间不过二十万”。^（31）蔡京还采用矿税实物征收制，募人充当冶户代替以前的劳役制，冶户只须向政府缴纳矿税。而矿税“乞依熙宁法，以金银坑冶召百姓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32）如“石泉军江溪沙碛麸金，许民随金脉淘采，立课额，或以分数取之”。这样，除纳税外，冶户可将产品自行销售，有利于各类金属采冶和制造业的发展。

4、赈恤措施。蔡京执政时，在赈贫恤患方面开始形成定制。《宋会要·食货》详述：“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纳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县帷账，雇乳母、女使，靡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三年，又置漏泽园。置籍，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痊失，岁终考其数为殿最。诸城、砦、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乞者，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雇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宣和间，进一步规定“应居养人日给秔米或粟米一升，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儿减半。安济坊钱米依居养法，医药如旧制。漏泽园除葬埋依见行条法外，应资给若斋醮等事悉罢”^（33）以上说明蔡京实行的赈恤措施对广大贫苦百姓来说，带来了一些利益，确是“贫者乐而富者扰”。但是，蔡京连这种好事也做不得，史书上竟有这样的评论：“蔡京当轴，建居养安济漏泽，贫有养，病有医，死有葬。京之卒，随行使臣为蒿葬于漏泽园，人谓得其报”。^（34）这实在是不可思议，难以令人信服。

蔡京的变法内容还有军事、官僚机构诸方面，因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述。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蔡京是继承和发展了王安石的新法，并始终与保守派作不调和的斗争，所以不能因后来的“靖康之祸”而全部否定他的政绩，这道理就如不能因“永乐失陷”来否定五安石的新法一样。

三、党锢之祸魁

北宋时，士大夫之间的党争十分激烈，其焦点集中于“新旧法”之争。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范伸淹等人始倡新法，即遭到皇亲国戚和元老大臣的反对，那些人援结为党，“相与腾口”，反而攻击范仲淹是“交结朋党，毁坏纲纪”。由于反对派势力雄厚，“庆历新政”很快地归于失败。王安石变法时，党争加剧，熙宁年间（1068—1077），守旧派骨干大部分被调动职务或被安置宫观闲局，连司马光也只好蜗居在洛阳独乐园里养牡丹。后来“元祐更化”，司马光集团大举反扑，手段更为毒辣。变法派重要分子，如吕惠卿、章惇、蔡确、吕嘉问等被解职，或被编管，有的甚至被贬流放，死于荒远州县；蔡京、蔡卞等80多人积极奉行新法的官员也被划归于王安石、蔡确名下，谓之“亲党”，“榜之朝堂，令永不得官京师及近甸”。^（35）当时，蔡京原任开封知府要职，“司马光秉政，台谏言京挟邪坏法，出知成德军，改瀛洲，徙成都”。^（36）按宋室朝制，开封知府多为执宰人选，可见对蔡京的打击是很厉害的。但不少史家忽视了这个重要的事实：即司马光才是宋室党锢之祸的魁首，是编置党籍的创始人。

崇宁间，蔡京执政后，又把熙宁新法付诸实施，守旧派又起竭力反对。提点淮东刑狱章等人纷纷上书，奏其“改法误民”。同时还出现“草祭”之谣，甚至出现有人买通方士郭天信言，“日中有黑子，乃宰相欺君”等谎言来，攻击蔡京。为了制止守旧派卷土重来，蔡京汲取王安石过分仁慈而致新法失败的教训，以强硬手段在政治上沉重打击他们。特别是对司马光等人采取“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办法，用大量事实披露他们的恶行，并“首以司马光，目曰奸党，刻石文德殿门，又自书为碑，遍班郡国”。^（37）这就是所谓的“元祐党人碑”。接着，又清查元符末年的奏章、书札，“凡言攻熙宁、绍圣之政者，列为邪等”，如范中柔等人皆被降职或外放。这样，蔡京把司马光亲党309人“名列两籍”，锢其子孙，不准在京畿为官，摧毁了守旧派的实力，使新法顺利推行。当然，蔡京的党籍法打击面未免过大，连一些善意批评新法缺点的官员也被排挤出去，这是严重过失。崇宁五年（1106），蔡京因反对宋徽宗毁党人碑，争言曰：“碑可毁，名不可灭”，而致落职。

大观元年（1107），蔡京再度登台后，意识到自己的失误，立即纠正，“省刑名，宽党锢”，因坐党籍被流放的官员一并放还。后来徽宗有“党人不得居四辅”的明令，蔡京仍奏保苏辙等人免外徙。当苏辙死时，“赠宣奉大夫，仍与三子恩泽。京以子由长厚，故恤典独厚也”。^（38）可见蔡京尚知悔过。

至于论蔡京“炽亲党”，也不尽然。《宋史》载：蔡京与章惇“相倚以济”，而“兄弟如参、商，父子如秦越”。这却恰好说明他还是一位深明大义者。他与弟蔡卞、子蔡攸皆缘国事而产生分岐，矛盾较深，大抵是卞、攸过分激进；他与同乡朱绂、林豫关系密切，但朱、林二人反对新法，照样遭到贬斥；他主殿试，为避亲嫌，把族孙蔡降为第二名等等，大量事实证明蔡京还不是“授引私党”之辈。若要按封建的仁义尺度来衡量，他则该得一个“不义”罪名了。

蔡京晚年与童贯、王黼等人的斗争也不能简单看作是争权夺利的互相倾轧。实际上，童贯、王黼、梁师成等人主政，乃是徽宗“择与京不合者执政以怩之”。如宣和二年（1120），王黼取代蔡京为相，复行旧法，时方腊兵起，“黼方文太平，不以告，蔓延弥月，遂攻破六郡”。睦州起义的原因是“民困花石纲之忧”，而王黼却言于帝曰：“腊之起由茶盐法也”，企图把责任推给蔡京，嫁罪新法。

蔡京的党籍法完全是当时政治斗争白热化的产物。离开政治背景而就事论事，指责他为“党锢祸魁”是不合乎实际的。我们更应该看到，宋室党争愈演愈烈，贤者避散于野，妄幸横行于朝，以致国脉渐微，终归衰败的深刻历史教训，认清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才是党锢的真正祸魁。

四、六贼之首

自《宣和遗事》《宋史》《水浒传》相继问世后，妇孺皆知蔡京为“六贼之首”。而“六贼之首”的罪名缘何而来呢？查阅史料，最早见于陈东的上书。宣和末年，金国以讨宋室招纳平州留守张珏之降为名，毁废盟约，兴师南犯，攻陷信德府，汴京危急。这时，太学生陈东上奏牍，其大意云：“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贼于内，李彦敛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使天下大势危如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39）时大敌当前，昏庸的宋徽宗不思御敌，急忙传位东宫，自已溜之大吉。钦宗继位后也只想议和，竟以惩治“北伐戎首”为第一大事。蔡京既蒙“开创边隙”的罪名，他的政敌乘机攻击，不遗余力。更严重的是徽宗南逃时，命蔡京之子蔡翛守镇江，“流言至京师，谓翛将复辟于镇江^（40）这起冤案使蔡翛被责为昭信军节度副使，蔡攸责为大中大夫，蔡京也受株连被责为秘书监分司南京。接着，有人竟论“蔡京之宅号‘即仓’，折‘仓’字为‘人君’，谓京有不臣之心”。^（41）蔡京被连贬为崇信、庆远军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蔡攸、蔡翛赐死。

实际上，北伐原是无可厚非之议。自后晋石敬唐割让燕云十六州与契丹之后，中原失去屏障，时刻受到异国的军事威胁。北宋封建统治集团一直靠妥协求和过日子，不惜以大量的金银财宝作“岁币”来换取辽、夏的欢心。宋室积贫积弱，积重难返。那时，象王安石等志士仁人何曾不想富国强兵，改变屈服妥协的局面！蔡京早年就雄心勃勃，屡次上书，极言“修边事，复旧疆”。他第一次拜相后，即有西征之举，“西收湟川、郡、廓、取珂、夜郎地”，粉碎了西夏的入边阴谋。宣和年间（1119—1125），蔡京虽也积极措置北伐之事，但多次阻徽宗应待时机成熟而行之。他对联金伐辽持有异议，认为师出无名，故与其子蔡攸不合。当蔡攸以宣抚命统军北伐时，蔡京涕顿上前，则曰：“臣请则以效括母之语语伯氏，今臣子行诚无以晓天下，吾将哭师也”。^（43）后并以诗寄攸曰：“老赖身心不自由，封书寄与泪横流。百年信誓当深念，三伏征途曷少休。目送旌旗如昨梦，心存关塞起新愁。缁衣堂下清风满，早早归来醉一瓯。”^（43）后来，童贯等人用金帛从金人手中赎回燕云六座空城，却大张庆贺，京上表云：“臣虑终而不虑始，知守而不知通，有勔初心，徙欣盛烈”。^（44）这些记载说明他的态度。“及后北方寒盟，上为大懽。宦者梁师成自抱结约文牍上前，上顾师成曰：‘北事之起，他人皆误我，独太师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须问他否？’”^（45）可见，蔡京所虑深远，早已看透金人的面目，只是徽宗不听劝，才有后来之祸。

北伐之后，宋廷若留意防金，也不致于一败涂地。试想，当时全国仅以六万之兵孤军深入，而宋拥有百万之师，岂无御敌之力？盖因宋室在军事上存在致命的弱点，即“帅不将兵”。这一点，朱熹有段精譬的议论：“我朝鉴于藩镇之乱，兵也收了，财也收了，兵权财权，一切收了，以致金兵南犯，如入无人之境”。^（46）宋太祖赵匡胤靠“陈桥兵变”夺得天下，以后历代宋帝也最怕将领掌兵。因此，宋朝的将官谁也无法独立指挥自己的队伍，形成了群龙无首、兵如草芥的局面，这才是军事上一再失败的直接原因。而且，宋廷在强敌逼境的形势下，还不认识真正的失误和弊端，仍一味实行“实内虚外”的政策。《三朝北盟会编》中有一段记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靖康间，军期紧迫，时有十不管之语：‘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王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管山却管聂山，不争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这样本末倒置，才加速北宋的灭亡。所以，我们即使不去理论蔡京应不应负北伐之责，也足以看出：罪其为“北伐戎首”也罢，“六贼之首”也罢，无非是掩饰了中原倾复的真正原因，这是荒唐可笑的。

五、可宽容的恶迹

当然，蔡京毕竟是一个封建大官僚，其所作所为都是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他确有许多不可宽容的恶迹。他创“丰、享、豫、大”之说，大兴土木，挥霍无度。如，为宋徽宗营建的“万岁山”，自政和七年（1117）动土，至宣和四年（1122）竣工，其间历时六载，工役至千万人，耗费不可胜计。他滥赏爵禄以市恩，“恩逮百官惟恐不足，财取万民不留有其余”。他自己的生活更是奢侈到极点，府第极为雄丽，占地达数十亩，家用厨师、歌妓达几十人。

蔡京虽然极力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对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其实质是封建社会的自我完善，并没有给劳动人民带来根本的好处。他晚年“创宣和库式贡司，四方之金帛与府藏之所储，尽拘括以实之，为天子之私财”^（47）“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更加重了人民的疾苦。特别在金兵进逼两河，汴京处于危急存亡之际，蔡京虽然年老离职，但“举室南迁，为自全计”，置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不顾，也是有失于大节。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综上所述，蔡京的功过应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他功大于过，应有一定的历史地位。由于南宋初的史臣对蔡京时期的历史大肆篡改，使现在对蔡京的研究增加了不少困难。蔡絛在流放于铁城时曾愤然道：“国朝实录、诸史……前书犹庶几，至后书生纷兢更易，则益阔难取矣！”^（48）我们现在只能就现存的史料作客观的分析和科学的判断。如《宋会要·食货》载：大观四年，口数46734，784”。这个数字将近神宗时人口数24，969，300的两倍，也是宋代人口的最高峰。再综合大观年间的军事、政治情况，则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蔡京执政的大观年间，应是北宋最鼎盛的时期，而不是最黑暗的时期。又如，从莆田东沙所存的《蔡氏族谱世系图》可查，蔡京与蔡襄同是蔡宗盛的第三代孙，且同辈兄弟用同一部首字命名，如京、卡、襄、高是也。有“京与襄同郡而晚出。京欲依附襄名阀，自谓其族弟”的记载，则是完全错误的。以上两例说明，我们不能囿于过去的历史定论，而放弃对蔡京这个物的进一步研究。

注释

（1）《铁围山丛谈》附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9页）

（2）（5）（11）（18）（20）（36）（37）《宋史·蔡京传》。

（3）《米志林》。

（4）（49）《铁围山丛谈》卷三。

（6）《宋会要辑稿·食货下》。

（7）（45）《三朝北盟汇编》。

（8）《宋会要辑稿·崇儒》

（10）《宋史·会计》。又注：宋时，泉州青阳置铁钱务，所铸铁钱称“泉币”。

（12）《东都事略·王黼传》，《宋史》载词。

（14）（34）见《清波杂志》。

（15）《宋史·熊本传》。

（16）《宋史·陈师锡传》《宋史·龚央传》。

（17）《东都事略·蔡京传》。

（19）潦侠《王安石变法》247页。

（22）（44）《独醒杂志》。

（23）（24）（25）《宋会要辑稿·盐法杂录》。

（27）（31）（33）《宋史·食货上》

（32）马端临《通考征榷》之五

（35）汪应辰《文定集》卷一、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九均载有此事。

（38）《曲洧曲闻》。

（39）《宋史》13726页。

（40）《东都事略》

（41）《宋史·蔡脩传》

（42）《齐东野语》

（47）《朱子语类》卷128

（48）《宋会要辑稿·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