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锡勇(1847—1898年)，福建龙溪县(今龙海市)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不仅是中国速记的创始人，而且是西方复式会计科学的引进人，又是洋务实业的开拓者，更是我国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长。《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近代史词典》均有其简介，但记之不详。速记学界一直对他十分敬重，每逢8月8日中国速记节，都要纪念这位中国速记创始人，但他的地位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其创业事迹长期湮而不彰，而在其祖籍地福建更鲜为人知，实为遗憾。

  一、中国近代首批翻译、外交官

  蔡锡勇出身于早年离闽经商定居广州的殷富家庭，但自幼受到严格的教育，勤奋读书，学业一直名列前茅。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清王朝腐朽无能、衰败没落的时期。蔡锡勇亲眼目睹西方科技的进步，深感中国只有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为我所用，才能够励精图治，富国强民，为此他更加奋发求知。1864年他考入广州同文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同文馆是清王朝培养急需外交翻译人才以辅佐政府外交活动而设的。蔡锡勇是广州同文馆第一批学生，在校学制七年，学习英、法、俄、德、日语及天文、数学、万国公法、测量、医学生理、物理、化学等课程。是学校最勤奋，成绩优秀的高材生之一。1867年蔡锡勇等6名满、汉学生被选到北京参加英文考试，蔡以优异成绩唯一获“监生”称号。1872年，蔡锡勇以“福建龙溪县监生”的身份，免试进入北京同文馆深造。进修三年各科成绩俱列优等，获得该校数学总教习、清末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的赏识。

  1875年，清廷开始正式按西方国际关系制度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派出驻外使节。蔡锡勇即以同文馆优等毕业生，最佳外语人才，为出任美利坚合众国(兼领秘鲁、日本)钦差大臣陈兰彬(荔秋)罗致担任翻译官随使出洋。在任工作出色，颇受中外使节的赞扬。不久被奏准以“候选通判”身份任驻美文化参赞。蔡锡勇利用担任文化参赞之便，广泛涉猎西方近代新兴科学，热衷于数学、文化、冶金研究和对外国文字改革、教育、经济等方面的考察，曾因解答数学难题获哈佛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由于他出使外洋达十年之久，有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知识，为日后在张之洞开创洋务实业和担当经济、教育重任，以实践“洋为中用”，“中体西用”的理论打下深厚的根基。洋务派首领张之洞曾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并广罗中西文化人才。闽籍奇才辜鸿铭及蔡锡勇均在张的幕府共事。张之洞曾评价蔡锡勇“博通泰西语言文字，深究天文、格致(物理)、测算等学，于各国外政畅悉利病源流”，“于格致、测算、机器、商务、条约、外洋各国情形政事，无不详究研询，属通达事务，体用兼赅，臣所见办理洋务之员，其才品兼优，事事著实，实无能出蔡锡勇之右者”。

  二、创办实业，以图自强

  1884年，蔡锡勇丁忧回国，守制期满后即被两广总督张之洞任为洋务委员，直接参与张之洞的洋务实业活动。当时新任驻日大使徐承祖要求咨调蔡锡勇去任参赞，张之洞立即上奏免调，由此可见张对蔡的器重。在《蔡锡勇留粤补用片》中，张之洞上奏极力赞扬：“唯蔡锡勇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因专派充当洋务局委员，承办各事均能深明大体，动协相宜，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员”。并请求“准将三品衔候选知府蔡锡勇留粤差遣，实于粤省洋防，大有裨益”。

  1889年，张之洞调武汉任湖广总督，仅带随员5人，蔡锡勇和辜鸿铭随行。翌年，张之洞受命督修芦汉铁路，决意创办铁厂、枪炮厂等洋务实业。蔡锡勇即任湖北铁政局总办，督率购机设厂、采铁开煤等事宜。他亲往大冶、武汉、黄岗等处及省城门外一带选择厂址，勘测地形，事无巨细，认真查询，从不放过丝毫疏忽。最后选定汉阳大别山下一块平地。是年底，汉阳铁厂正式破土动工，他参与规划炉座，雇请华工民夫数千人，修堤运石填筑厂基，开窑烧砖，订购厂房需用之铁、木、灰、石等材料。兴修大冶铁矿运道，开办大冶铁矿、江夏马鞍山煤矿及兴国锰矿，一切布置得井然有序。在他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汉阳铁厂于1893年9月竣工，包括炼生铁厂、炼贝色麻钢厂、炼西门子钢厂、造钢轨厂、造铁货厂、炼熟铁厂等6个大厂及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铁轨接合处用的鱼尾片和钩头钉)厂等4个小厂，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投产，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厂早7年，其规模在当时亚洲首屈一指。可惜由于中国社会制度的腐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加上其它各种原因，1895年汉阳铁厂停办。后在蔡锡勇的劝阻下，张之洞才将铁厂原拟给洋人承包改由盛宣怀招商承办。

  继汉阳铁厂动工之后，1892年蔡锡勇又受命筹建湖北枪炮厂(即汉阳兵工厂)，两年后落成。此外蔡还参与张之洞在武汉兴办的湖北织布官局、湖北纺织官局、湖北缫丝官局、湖北制麻官局等创建工作，并兼任湖北织布官局总办。通过几年来的艰苦奋斗，终于在湖北建立起包括冶金、矿业、军工、纺织等行业，门类较齐全的新式近代大工业体系，从而使武汉一跃成为晚清全国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这期间，蔡锡勇渊博的学识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得到了充分发挥。张之洞是清末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他一生不曾出国，但仿效西方广兴实业，全面构筑和实施“中体西用”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推行近代科技文明的蔡锡勇等人的影响。从张之洞在历次有关对蔡锡勇的上奏折中可以看出，蔡锡勇在张之洞的洋务实业中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并从中看出张与蔡在创办洋务实业实现自强要举中形成的共识与默契。

  蔡锡勇除了具有广博的科技文化知识，通晓采矿、冶金、纺织、机械等近代工业技术，且熟悉国外情况，和外国工程人员应付自如，便于疏通感情，达成共识外，还因为他一贯清廉公正，作风严谨，在中外员工中建立良好声誉。他官至“二品顶戴”的道员大臣，又是统管华中地区财政大权的江汉关监督及数所近代大型企业总办，而丝毫不动贪贿之心，这在腐败成风的清王朝官吏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张之洞在《为蔡锡勇请恤折》中说他“经手款项多至数百万两，力杜虚靡，丝毫不苟，迨其殁也，竞囊无余蓄，旅殡难归”；“各国洋报流传，咸加惋惜伤悼，异口同声”，其高风亮节，鞠躬尽瘁的创业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蔡家谱中有这样记载：当蔡主持汉阳铁厂和兵工厂时，国外已有佣金之例，洋商按例给他致送佣金，被蔡严词拒绝，对方无法处理这笔佣金，乃购置火轮一艘相送，蔡将火轮拨归善后局使用(此事在《清廷掌故零拾》一书中亦有记载)，自己仍乘木制官船，帆橹过江，以致发生渡江参加武备学堂开学典礼，因遇狂风，船翻坠江之事故。

  三、兴办学堂，以教育储人才

  张之洞在创办洋务实业时，也十分注重教育，对清末教育产生很大影响，而在督办教育以图自强的事业中，蔡锡勇又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在广东创办广东水师学堂、广雅书院。移督湖北后，又开始创立一系列新式学堂。蔡锡勇直接参与创办的有两湖书院、自强学堂、算学学堂、工艺学堂、武备学堂、矿业学堂、工业学堂、铁路学堂等，其中自强学堂更是倾注蔡的心血。

  1891年，蔡锡勇在主持铁政局时，对算学学堂就曾特别关照，表示只要学生愿意兼习化学、矿学，便可以就近到铁政局实习。他生前署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于公务繁忙中，仍视学务为头等要事。1893年张之洞奏请朝廷创办以学习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理工科兼备的“自强学堂”，并任命蔡锡勇为“总办”(校长)。这所学堂的成立比1898年创办的京师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还早5年。张之洞把总办的重任交给蔡氏，因为蔡是难得的一位学贯中西，精通外语，对数理化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有深厚的基础，做过多年职业外交官，熟谙西方国家政治社会情况，“可谓深庆得人”。自强学堂是今武汉大学的前身，其沿革论证已得到国内外专家的公认。自强学堂的办学宗旨在于培养高级人才，“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精研器数，以期教育成才，上备国家任使”。1896年张之洞在《扎道员蔡锡勇改定自强学堂章程》中道：“本部堂讲求各国语言文学之意，在于培植志士，察他国之政，通殊方之学，以期共济时艰，并非欲诸生徒供翻译之用”。在自强学堂任教的多为当时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其中8名洋教员是有牛津大学硕士等高等学历；汉教员中有近代著名的数学家华蘅芳及其胞弟华世芳，还有辜鸿铭教习英语。学制五年，入学经过初试、复试、面试和担保，课程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每科分班授课，附设英、法、日、德五门外语，兼学化学、地学、分析试验、商学、法学、交涉、体操、兵操、劳动实习等课。显然自强学堂是一所高等层次的学堂，已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校(见1993年《武汉大学学报》)。自强学堂总办蔡锡勇无疑是我国近代第一所高校的校长。

  蔡锡勇不仅对经济、外交和近代自然科学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对军事教育、兵器制造也同样具有远见卓识。1896年张之洞创办武备学堂，又把督办重任交给蔡锡勇。时值汉阳铁厂、兵工厂、大冶铁厂、银元、织布、缫丝等局厂困难重重，各类学堂陆续开办，千头万绪，事必躬亲。他参考西方军事教育制度制定军官学校章程，延聘教官，乃至招生等工作不遗余力。1897年11月，武备学堂正式开学，蔡锡勇从大冶视察后，从汉口渡江赶赴武昌参加开学典礼，不料船至江中陡起狂风，摧折桅杆，船倾落水，幸得救起后，虽经调治稍愈，仍力疾总理各局事务，“终因百务丛集，劳瘁过甚旧疾复发”，于1898年2月猝患脑溢血不治去世。死后被朝廷追赠“内阁大学士”。

  四、创造传音快字，引进复式会计学

  蔡锡勇在驻外任职期间，十分注意考察西方近代文明和科技的进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领先于世界，为什么近代如此落伍?他认为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中国文字最为完备，亦最繁难。而繁难的汉字客观上亦造成民众文化素质低下，使先进的科学文化难以普及。在出使美国任文化参赞4年期间，他考察其政教风俗，“尝观其议政事，判词讼，大庭广众各持一说，反复辩讼……皆能笔随口述，不假思索，手不停挥，卒每分钟能作一百余字。”觉得这种快字“一人可兼数人之力，一日可并数日之功”(《传音快字》自序)。于是他参考美国凌氏速记学，创造出一种以认读为主，声、韵相拼，分平仄四声的中国式拼音文字，定名为“传音快字”，用以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1896年，蔡锡勇撰写的我国第一部速记汉语拼音文字专著《传音快字》在武昌官书局镌印发行。初在家族中传授，后教给亲友和员工、学生，并迅速在社会上传播。据自强学堂学生，台湾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汪怡在五十年代初回忆：“当我十八岁那年，蔡氏以湖北自强学堂督办关系，把他所著的传音快字分送给在堂学生……我的直接研究速记，也便从得到他那书起”。1898年，由蔡锡勇的长子蔡璋在《传音快字》基础上，采用连书法，加快书写速度，编写了《中国速记学》，并于1912年出版。蔡璋以此为教材，在资政院所属京师学堂教授，培训来自全国学员。1913年，蔡璋以“发现速记学，于学问、实业均有功绩”，获民国政府大总统四等嘉禾章；1922年又获黎元洪亲笔题名的大总统二等嘉禾章。1917年民国政府追授蔡锡勇《有功艺林》匾额。大总统冯国璋颁发褒状，高度评价蔡锡勇首创汉语拼音文字，造福国家民族的历史功绩。

  中国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9月曾重印蔡锡勇的《传音快字》，并作了说明：“这是1896年出版的拼音文字方案和著作，这个方案采用速记符号为拼音的字母，是中国拼音文字方案中‘速记派’的元祖，后来发展为中国最早的速记学，这个方案的特点是开始以北京的官话作为拼写标准。”可见蔡氏创造的传音快字对中国文字改革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蔡锡勇不仅首创汉语拼音文字，发明汉语速记，为中国文字改革做出贡献，而且是第一个引进西方复式会计学的先导。蔡氏父子对推进我国近代会计科学的发展功不可没。蔡锡勇在协助张之洞创办洋务实业中，接触到大量的财金管理方面具体业务，深感中国老式传统的记帐法(簿记)——四柱记帐法已难以适应在近代大型企业的财务管理中发挥作用，极须改进。早在出使美国期间，他已注意到西方国家的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均普遍采用借贷为记帐符号的复式会计制度记帐方法，其严密、科学、实用性均远胜我国旧式四柱帐法。于是在工余搜集钻研西方复式会计资料，借以改良中式会计记帐法，使之适应他所经营的一系列大型企业的经济活动需要。终于在百忙之中写成《连环帐谱》书稿，后经其子蔡璋修订于1905年出版发行。对蔡氏父子在中国首开复式会计先河的史实，现代会计学者郭道扬在《中国会计史稿》中指出：“借贷复式帐法正式传入我国始于1905年，由我国学者蔡锡勇所写《连环帐谱》一书出版发行为开端。”，并称该书“对推动我国近代会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在中国财经出版社又重新出版《连环帐谱》一书，可见其在今天市场经济发展中仍具有指导作用。

  综观蔡锡勇的一生，无不和近代科学文化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近代史上的功绩将日益受到人们的认同，并将永久给予纪念。

  主要资料来源：

  ①葛继圣《中国速记学创始人蔡锡勇》。

  ②任珍良、刘双平《武汉大学百年校史综述》。

  ③冯天瑜《张之洞评传》。

  ④《张文襄公文集》。

  ⑤蔡凯如《自强——珞珈精神源头》。

  ⑥大冶铁矿厂档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