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奇秀甲东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形成了碧水丹峰、风光绝佳的美景，“水有三三胜，峰有六六奇”：九曲溪水秀丽蜿蜒，三十六峰风貌奇峭。被誉为兼有黄山之奇、桂林之秀、泰岱之雄、华岳之险、西湖之美。其自然风光、良好生态环境和保护工作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的极大兴趣，赞不绝口。参评世界自然遗产很快获得通过。但专家们对武夷山是不是可以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意见出现分歧。此时，武夷山市认真补充资料，特别增加了朱子理学文化材料，其中有蔡尚思教授的一首诗：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

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蔡尚思教授的这首诗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专家们对朱子理学极为赞赏，有人直接寻问：朱熹就是朱子吗？得到肯定回答后，立即露出敬慕的神情：朱子伟大！朱子是东方文化的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们通过这首诗，了解中国文化的文脉和两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更深入地了解孔子与朱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也了解了泰山（泰山和曲阜也是双遗产）与武夷山的关系。专家们一致通过武夷山为世界文化遗产。这首诗为武夷山评上世界文化遗产起了很大作用，也留下了一段佳话。

【1】

1905年11月10日，蔡尚思出生于福建德化县一个贫寒的家庭。7岁上私塾读朱子《四书集注》，稍长进入德化县立第一高等小学。1921—1925年在福建省立第十二中学（今永春一中）读书。少年时，他听乡里人带着仰慕的神情说，“上四府（指建瓯、南平一带）是朱子过化之地”，因此萌生外出求学念头。青年蔡尚思尤喜吟诵韩愈诗句“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时刻等待走向广阔的天地。

▲蔡尚思

  1925年，蔡尚思20岁，机会来了!一天，他看到报上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招生的消息，即决定以同等学历资格投考。面对父亲的阻挠、乡亲的劝说，蔡尚思回答：“我宁愿到北京饿死，也不愿留在家乡平安地过一生。”他只身负笈北上，虽因途中遭遇战事误了考期。但求知心切的蔡尚思并未灰心，他先后到孔教大学和北京大学自由听课，考入孔教大学国学研究科和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学习哲学。并相继拜访当时享誉全国的名师。

  蔡尚思在北京拜的第一位老师是王国维。他拿着自己的文稿请教，王国维看后大加勉励:“前日枉顾，便知足下志趣不凡。年少力富，来日正长，固不可自馁，亦不可以此自限。”

  他又以自己撰写的关于先秦诸子的书稿求教于梁启超。梁启超也大加赞赏:“大稿留读，具见深思，更加覃思，当可成一家之言。”

  受到鼓舞的蔡尚思先后拜师求学于享誉学界的陈垣、梅光羲、蔡元培、柳诒征等名家。他们都给他诸多指点和鼓励。受到赏识和指教，成为蔡尚思潜心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动力。25岁时，他即出版《三大思想之比观》等两部专著。甚获好评。

  1927年，蔡尚思离开北京南下，先到南京，著《伦理革命》一书，提出“公人、同利、平权”三大宗旨。1929年秋，他到上海，任大夏大学讲师，编著《中国学术大纲》等书。次年，任复旦大学教授，常常和章太炎、李石岑等人讨论学问。蔡尚思治学以古典文学为基础，以史哲结合为专业，以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为重点深入研究。

  蔡尚思时时醉心于书海。1934年，整整一年，几乎都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读书，每天达十六七个小时。馆长柳诒征是学问渊博的国学大师，看到蔡尚思如此辛勤求学，赞叹不已，特批他住读于馆中，还感慨地说：“我当馆长已经十年，才遇到蔡君一人如此苦学。馆藏书籍九千多种，一万四千多部，他几乎全读了，真是闻所未闻！”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也称赞蔡尚思:“读别集至三千种，并其他著述垂四万卷……卷帙浩繁，非一日之功。”

  蔡尚思自己统计，从1925年北上求学以来，在京、汉、沪、宁各大图书馆读的书在五万卷以上，还请人帮助抄写罕见史料，装满几箱，其中最丰富的是思想史料。这时，他在社会上已有名望。1935年秋，上海沪江大学聘请他办“文史特别讲座”，他决定就任，离开南京之前，柳诒徵为他题写一联：“开拓万古心胸，推倒一时豪杰”，作为临别的纪念。这是对他的高度评价和殷切期望。

  1936年，蔡尚思31岁，这一年，他学术丰收，写下《三十年来中国思想界》《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历史新研究法》等著作。顾颉刚认为，蔡尚思的著作重于发掘资料，讲求方法，探讨原因，归结于实践。因此能够做到“其学也博，其思也懊，其辩也明，其行也笃”，对整个学术界的影响很大。

   蔡尚思还曾先后在沪江大学图书馆和合众图书馆常年住读，并将图书馆视为“太上研究院”。学界有个说法，若举当今中国古书的博学之人，首推何人？有人说“北钱南蔡”。“北钱”即是北京之钱钟书先生，“南蔡”便为上海的蔡尚思先生。

【2】

  1929年蔡尚思开始教学生涯，先后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武昌华中大学、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1952年起一直任复旦大学教授，历任历史系主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等职。蔡先生上课基本不用讲稿，一口闽南普通话，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讲到激动处还会手舞足蹈，从讲台这头走到那头。尤其在讲到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时，因为和其中的许多人都打过交道，有很多亲身经历的事情，讲起来尤其生动。蔡尚思常常教导学生，“治学之道，首要的在于多读书。”他会开很多书目，要求研究生两周向他汇报一次读书心得，迫使研究生一定要在图书馆里勤奋地啃书。蔡尚思古稀之年还带研究生，并就某个学术问题滔滔不绝地讲一个上午，讲得很生动，学生们也听得很入神。

  蔡尚思先生对学生的关心不限于学业上。一位在蔡先生身边当过15年助手的副教授回忆说，一个寒冷的冬天，蔡先生去北京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请他到北京帮忙。蔡先生在北京见到他的第一件事不是谈工作，而是径直把他拉到王府井大街，掏钱为他添置了御寒的衣帽。“你刚从上海来，在北京生活，这御寒的衣帽是最重要的。”一位研究生毕业后曾给蔡尚思当了三年助手，帮助蔡先生整理了一些文稿。“文稿出版后，蔡先生知道我家庭比较困难，特意把所有稿费都给了我。后来文稿再版，我已调离复旦，已近耄耋之年的蔡先生又步行20多分钟，亲自将再版的稿费送到我的家中。我知道，老人家是想来看看我过得好不好。”他说，“在我的心目中，蔡先生是影响我一生，让我永远尊敬的导师。”

  作为史学和思想文化界泰斗，蔡尚思不仅教学、著述，同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特约编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史学会、中国哲学史、中国现代史、墨子、谭嗣同、蔡元培等学会及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顾问，孙中山研究学会等理事，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等。每一项任职，他都严肃认真。1988年，他参加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会议，不仅写下文章前头提到的小诗，还为研究中心的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3】

  蔡尚思让人记住的，不只是他多年勤奋铸成的等身著作，还有独立治学精神和乐观积极、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他是当代屈指可数的过百岁的教授之一，有人曾问蔡先生的养生之道，他的回答是：“一曰养心，二曰炼身”。

  淡泊养心。蔡先生一生清苦，不沾烟酒不喝茶。去过他家里的人往往不太相信这就是一位知名教授的住所:六十几平方米的屋子中挤住着蔡先生和儿子、儿媳、孙女好几口人。家具都很陈旧。对于名利，蔡尚思看得很淡。曾任历史系主任和复旦大学副校长，享受副局级待遇的蔡先生，在同事们的眼中“是最不会当官的人”。他长期任副校长，却从不用学校办公室的信封信纸、稿纸和邮票，全是自己掏钱买。“蔡先生当领导时没有任何待遇上的要求，退下来后，除了去华东医院看病，他从不使用学校派给他的小车。”年逾九旬后，蔡尚思去上海图书馆，都是挤公交车，不愿麻烦学校为他派车。

  坚持炼身。冷水浴，是蔡先生几十年的习惯。他每天按时浸泡在浴缸里，只露出个头，一动不动，在冷水中呆上几分钟甚至半小时，50多年天天如此。

  “年龄有老学无老”。蔡尚思的一生，始终“以书为伴”、“以著述为乐”，97岁时还在笔耕不辍。在先生百岁寿辰之际，8卷410万字的《蔡尚思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隆重推出。全集收入他的全部学术专著及论文，这对于中国历史、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助益并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