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完整保留了大量传统文化遗存，被学术界誉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很好地保存了传统宗族文化。

　　客家宗族自宋元初萌芽，明中叶后进入发展、兴盛期，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初达到全盛，独具特色。其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客家地区宗族制度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逐渐衰弱，五六十年代则彻底解体，全面崩溃。

　　传统客家宗族文化在继承中原旧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南方山区特殊地理环境，形成了鲜明特色。现在重新恢复的客家宗族文化并非传统宗族的原形再现或简单翻版，与以前的宗族制度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

　　客家宗族的关键：“公尝田”

　　宗族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存在一定经济联系与相互义务的父系组织。客家宗族的主要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客家宗族具有明显的持久性和强固性。客家宗族制度自明代普遍形成后，至今依然保持固有传统。这主要是由客家地区千百年来农耕文明一以贯之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的。

　　小规模、低水准的农业耕作，一家一户中的几个劳动力就能承担起来，无需大规模社会分工协作。生产的分散性与独立性，正是客家宗族持久、强固的现实基础。

　　第二，客家宗族具有明显的精致性和典型性。客家地区的自然村落与血缘宗族，普遍具有高度统一性和吻合性。今天的梅州地区，单姓或双姓村落占绝大多数，五个以上姓氏的村落凤毛麟角。

　　其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客家地区山多地少，客家人在选择村落时，往往在群山环抱中“见缝插针”，聚落分布随地势零星分散各处。客家人家族制度的精致性和典型性，显然与客家人传统聚落的狭小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其次，与平原地区相比，客家地区山间梯田的垦辟和水利设施规模要小得多。客家地区各宗族与其他宗族的联系和协作，也相应少得多，而这正是保持各宗族独立性和封闭性的重要条件之一。

　　传统客家宗族主要通过编修族谱、建立祠堂、设立尝产等方式维系宗族的团结和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其功能不尽一致。要而言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主持宗族祭祀活动。客家宗族都建有祖祠（亦称祖庙、宗祠、祠堂），超大规模的宗族往往有不止一个祠堂。祖祠既是家族议事的场所，又是家族祭祀的主要场地。第二，兴办族学。第三，举办大型年节娱乐活动。第四，调停宗族内部或宗族之间的纠纷。

　　客家宗族之所以具有众多功能，并且在发挥各种功能时运作自如，其关键在于宗族经济，尤其是“公尝田”。

　　在历史上，客家地区各姓氏家族都十分重视尝田经营。客家地区各宗族在经营族田时，往往轮流派给各家各户耕种，每户因种族田而上交的额度，由族内叔公头、族长商定。其具体办法是，每年立夏时节，叔公头、族长聚集墟市，以稍低于当天的市价来核算本年族田收益，租种族田的 家户据此上交相应钱物。部分客家地区把这一上交额度称作“立夏价”。

　　宗族担负起客属沟通桥梁

　　改革开放后，客家地区的宗族制度迅速恢复、重建，主要表现在重修祠堂、兴修族谱、传统宗族活动恢复（如祭祖扫墓、迎神打醮等）。然而，这种重新恢复与以前的宗族制度相比，已经很不相同了。

　　首先，族田不复存在。族田既是客家宗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这种制度的经济基础。丧失了族田，宗族便失去了固定经济来源。其次，宗族功能缩小。传统客家宗族具有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乃至司法等多种功能，目前这些功能大多丧失或淡化，这与宗族丧失其经济基础有关，也与时代的发展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密切相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恢复起来的客家宗族文化，难以保持其原有的强势与特色。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客家宗族文化中的封建性、排他性等不良思想已经消减，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特点，被赋予新的内容。例如，客家宗族逐渐发挥起联系海内外客家宗亲的作用。明清以后，梅州地区大量客家人迁居海外，海外客属华侨增多，他们有互助互帮的需要，也有在异国他乡获取精神归属、宽解思乡之情的需求。客属社团随之相继成立并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后，海外客属社团与大陆原乡的联系日益紧密，他们纷纷回乡寻根问祖，并捐款捐物，很多实业家更在家乡投资设厂，支持家乡发展。

　　当前，梅州地区各大小宗族与海外宗亲组织的联系和往来日益紧密，客家宗族担负起了海峡两岸以及我国与客属侨居国的沟通桥梁作用，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