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地理志》载：“周爵五等，而士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五十为附庸。盖千八百国。”。《史记》云：“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门第势力兴起，有九品官人法的产生。盛行魏晋南北朝盛行官修合谱，朝廷举才先察访其家谱，任用显赫人士为官，是谓世族。中国古代社会重视血统延嗣论，贵族永远是贵族，老祖宗是何身份，尤为重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南宋《通志·氏族略》：“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 郡望始于魏晋门阀制度的盛行的时期，唐朝为盛。各个州郡都形成了一批公认的高门大姓，当时称为“士族”、“右姓”等，为标榜自己是某地的望族，显示贵族身份。所谓“高门大姓”。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先有黄巢之乱，继有五代之分争，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至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正因为古代谱牒不复存在，加上迁徙的频繁，宋朝之后，私家修谱，各姓氏修谱也都有了合理的修谱想象空间，如此每一个姓氏与支系都是名门望族了。互相攀比，毕竟过去很多无法考究，族谱挤满了历代的有名人物。谁也无法说不再门当户对。

      一、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谱牒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1 门阀制度加速谱牒盛行

      殷商时期，已有刻在金属武器上的家族世系，谱牒则形成于西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存在的官修谱牒和私修家谱并重局面,到了宋代呈现了官修公谱废绝和私修家谱兴盛的趋势。是农民起义反抗压榨，对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遂大行其道制度的打击。门阀制度始于西汉，形成于东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选拔官吏管只要翻出族谱，出身名门，就有得大官做。士大夫于无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绅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权，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士、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出现的品官人制度，肇始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由尚书陈群首倡。至曹芳时，司马懿当权，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高位显职，虽无世袭之制，亦尽皆为世族子弟所得。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

      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道出了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题，以至前途命运。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亦明确有别，这种以地望明贵贱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姓氏延续了古代以氏论贵贱的传统。因而，谱牒与门阀制度而倍受后人诟病。

   1.2 唐朝郡望日盛，姓族等级明显

      郡望始于魏晋门阀制度的盛行的时期，唐朝为盛。各个州郡都形成了一批公认的高门大姓，当时称为“士族”、“右姓”等，为标榜自己是某地的望族，显示贵族身份。所谓“高门大姓”一般地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一个郡可以有多个望族。“郡”是行政区，“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如隋唐时期，在我国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一般姓氏，都有多个郡望，说明它们是由古代同一个或几个“根”上在不同的时期衍生出来的“分支”、旁系而已。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

      唐代士人好标郡望、多提郡望，以官方修史亦不详细考辨人物多家乡籍贯，而姑且题署郡望了事，时风所在，竟成为所谓修史之“原则”，造成了历史人物籍贯的极大混乱。史籍记载的李氏郡望有13个，它们是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柳城李氏、略阳李氏、鸡田李氏、武威李氏、代北李氏、高丽李氏、范阳李氏、渤海李氏、西域李氏、河南李氏，还有一个是陇西徙京兆的李氏。李世民登基后，诏令高士廉等四大臣编纂《氏族志》，诏令天下，李姓的郡是陇西，即以陇西郡李姓为显贵世族，举国上下以李氏至为尊贵，李氏后裔共奉陇西堂。故南宋郑樵辑《通志》在李氏源流的结语中说：“故言李姓者必称陇西”。这从甘肃史料中足可得到佐证。

      《史通·邑里》记载：唐著名史学家他曾参与纂修国史，刘知几对此制颇为不满，在写李义琰传如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结果监修官竟指责他违背了写史原则，要他照李氏郡望改为“陇西成纪人”

      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云：“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姚则吴兴，张则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门第最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遭精通拒绝。

      南宋《通志·氏族略》：“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有时官方尚作明确规定，宣称某姓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的地位不等的门阀制度，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

      1.3 唐末起义矛头指向历代的门阀制度与士族制度

      士族制度导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上士庶的区分愈严，世家大族愈互相标榜门阀，郡望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 

      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隋文帝“罢外选”的实质，用科举制代替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士族门阀的权势，把选官的权力收归中央。可惜隋朝国祚甚短，但是，门阀制度与姓氏郡望依然起到作用。

      唐人柳芳曰：“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由于重视门阀，于是谱牒百氏之学，遂成为专门的学问。宋刘湛、齐王俭、梁王僧孺均撰定《百家谱》，俾便吏部诠叙之用。《史通·邑里篇》“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书成，颁布天下，这就是著名的《大唐氏族志》，是在李世民诏令高士廉等四大臣编纂《氏族志》，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氏族家谱，依据史书及文献记载，鉴别世系，刊正姓氏而成。此书将天下氏族分为上上、下下九等，举国上下李氏至为尊荣，还分什么派和系。唐太宗指示大臣以当时大臣品位高低订定等级，重新判定《世族志》。结果改定皇族宗室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长孙氏，民间声望最高的山东世族崔氏被降为第三等。

      唐初，科举并不发达。武后为对抗掌握政权的唐宗室、大臣，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出现“五十老明经，六十少进士”的进士科难考局面，只是一定量缓和门阀郡望制，同时，科举在唐代出现了由明经科的山东世族官员的李党，与进士科牛党新锐形成的牛李党争。开元年间(唐玄宗)，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为定制。扩大了官吏来源，起了抑制门阀的作用。也是为了加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确保政局的稳定。但隋唐时期的士族仍凭其强调礼法门风的特征在科举考试中突围而出，故唐代门阀士族在政治上仍占有一定的优势。

     《新唐书杜兼传》记载：唐文宗欲以公主下嫁世族时感慨：“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在长期的门第观念影响下，民间仍存有“门当户对”这种不同门第，不互相通婚的风气一直持续整个唐朝。

      宋祁《新唐书》总结教训：“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唐朝末年，皇帝昏庸无能，苛捐杂税严重，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士族门阀郡望制度的深入影响、藩镇兴起与朝庭长期争权斗争，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地方官员和地主阶级联合对农民的压榨，农民纷纷起来反抗。史称“庞勋起义”在大中十三年(859年)，裘甫在浙东地区领导的农民起事，咸通九年(868年)，庞勋在桂州(今广西桂林市)领导驻军起义。两次变乱虽被唐王朝镇压下去，却开启更大规模起事的先声。唐僖宗初年，灾荒连年，黄河以南尤为严重，农民被迫揭竿而起，爆发了以王仙芝、黄巢为首的反抗唐朝腐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乾符二年(875)初，王仙芝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率数千人起义。攻克曹州(今山东定陶西)、濮州(今山东甄城北)。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起义，与王仙芝会合，数月之间发展为数万。乾符五年(878)，转战于南方的王仙芝为唐军所败；黄巢义军再度北上，然后转而强渡淮河、长江，突入江西，又经浙西进抵浙东，起义军席卷了现在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江浙、福建、两广、两湖、陕西等12省，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先有黄巢之乱，继有五代之分争，大量士族人士伤亡，士族的家园产业惨遭破坏，世族引以为傲的贯册祖谱也流失，世族衰落，直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最受摧残者为衣馆旧族，使历数百载不衰的门阀士族终趋消融。最终与庶民再无区别，世族的地位由地主绅士阶级取代。

      二、谱牒的散失与宋朝的私修家谱

      2.1 门阀制度的灭亡

      门阀士族的灭亡与社会战乱、贡举观念、入仕条件的转变、私门教育之衰落与社会教育兴起诸等原因有关。

      重诗赋、守注疏的科举考试内容，从唐代开始，就受到有识之士的激烈批判。仁宗即位之初，贡举考试的弊端更加突出，而批评者越来越多，改革呼声高涨。庆历元年，富弼为右正言、知制诰，上奏说：“国朝沿隋唐之制，以进士取人，祇采辞华，不求行实，虽间设制举，然大率亦以章句为务。是以择之弥谨，而失之愈疏。”，建议今后科场考试“以策论为先”。围绕考试内容和人才培养方式，北宋中晚期贡举做出大的变化。《宋史》卷155《选举一》记载：“自唐以来，所谓明经，不过帖书、墨义，观其记诵而已，故贱其科，而不通者其罚特重。”。通过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取士科目的改革，确立了儒家经典在科举的核心地位，引导经学从章句注疏之学向义理之学转变。重视通过学校培养人才，加强儒家经典教育；科举考试应与荐举制度相结合，突出德行在取士中的地位，并给“非常之才”以进身之阶。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断然废除了以强记博诵为旨的帖经和墨义的考试方法，王安石特别为此撰写了一些经学小论文，作为士子考试经义、论策的答卷模式，也作为考官评判试卷优劣的标准。王安石又创“三舍法”， 把取才、养才一统于学校。门阀制度走向灭亡。

      2.2 不矜门胄，谱学遂微

       唐末丧乱、五季丧乱，自公元907年至960年，54年间，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10个国家，士族纷纷解体。唐僖宗元年（公元880年），黄巢军把长安的宫殿、官署等全部烧毁，5万卷图书荡然无存；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北宋军队攻打南唐金陵，南唐历朝的1万多卷图书全部被烧毁。……宋景定三年（公元1267年）张即之序《蓝溪李氏宗谱》：“降级五代，衣冠扫地，（赵宋）才学取士，不矜（jin）门胄，谱学于是遂微”；归有光在《龙游翁氏家谱》讲述谱牒“五季衰乱，荡然无复有存”；清代钱大昕（xin）的《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私谱盛行”；潘光旦在《中国家谱学略史》言：“唐亡，继以五代丧乱，旧谱十九散失。官家亦不复提倡，谱学乃中绝”；欧阳修在《与王深甫论世谱帖》：“自唐末丧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其家谱，可失其世次，谱学由是废绝”；苏洵在《苏氏族谱。谱例》：“盖自唐衰，谱学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长期的战争，频繁的朝代更换，谱牒大多毁于战火，或连同家园被毁；或逃往流徙中散失。“士族亡其家谱”“旧谱十九散失”。

      科举的完善，“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尚阀阅”，官修谱牒已失去仕途和婚配的实用价值；历代设置谱图局等管理机构不再，谱牒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

      2.3 宋朝私修家谱兴盛

      欧阳修主持修订《新唐书》，感觉谱牒十分匮乏，也就十分重视谱牒。可是，自家的族人却不知或不清楚本族的世系，在嘉佑年间（1056年9月～1063年）编修了《欧阳氏谱图》，希望本族子孙能够承祖先家传遗德，光宗耀祖；苏洵于宋仁宗至和年间（ 1054年～1056年）也修成《苏氏族谱》。宋朝认识私修族谱对巩固政权有利，持支持提倡态度。家谱由以前历代的取士和婚姻的目的，开始转向尊祖收族，提高家族凝聚力，具有教化功能。实现“尊尊亲亲”、“ 尊祖收族”。天禧五年（公元1022年），真宗谱诏要求官员“各述祖宗本末，以进朕省览”，官吏修本族宗谱，需要上报朝廷，《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陈姓部》记载宋朝汪藻《御赐陈康伯金线谱序》：“吏部尚书左仆射进封福国公陈康伯请于朝而作家谱，上赐诰以褒之，命吏臣汪藻以叙之”。在欧阳修、苏洵的带动下，许多士大夫纷纷编写本族家谱。族谱自南宋以后，内容迅速扩大。

      三、家谱造假络绎不绝

      3.1历代学者批评族谱造假

      《汉书·地理志》载：“周爵五等，而士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五十为附庸。盖千八百国。”。《史记》云：“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门第势力兴起，有九品官人法的产生。盛行魏晋南北朝盛行官修合谱，朝廷举才先察访其家谱，任用显赫人士为官，是谓世族。

      家谱造假严重，自南北朝时期就络绎不绝，历代学者对此进行了许多批判。《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家谱不可信》：颜师古云：“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汉书晆孟传注。其注萧望之传云：“近代谱谍妄相托附，乃云望之萧何之后，追次昭穆，流俗学者共祖述焉。但酂侯汉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孙胤绪具详表、传。长倩钜儒达学，名节并隆，博览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变，年载非遥，长老所传，耳目相接，若其实承何后，史传宁得弗详？汉书既不叙论，后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断可识矣。”盖南齐书本纪叙述先世，以望之为何六世孙，讥其附会不可信耳。师古精于史学，于私谱杂志不敢轻信，识见非后人所及。唐书宰相世系表虽详赡可喜，然记近事则有证，溯远胄则多舛，由于信谱牒而无实事求是之识也。

      左丘明（约公元前502年-约公元前451年），姓丘，名明(一说复姓左丘，名明）。故里，为现今的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春秋时鲁国都君庄）。西汉初年，山东一左姓人氏通过修改家谱，将左丘明列为先祖，为其子参与当地孝廉选举造势，获得成功。被许多书人视为大笑话，但山东左姓家谱至今还是把左丘明列为先祖的。

      南宋的林可山是一个颇有成就的人士，擅诗文，着有《西湖衣钵集》、《文房图赞》。但他宣称自己是林逋的第七代嫡孙。据《梦溪笔谈》载：林逋为人豪迈洒脱，多才多艺，工诗词，《山园小梅》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被视作千古绝唱。《宋史·林逋传》载：“不娶，无子”。北宋梅尧臣的《林和靖先生诗集序》也载：“天圣（宋仁宗年号，1023—1032）中，闻宁海西湖之上有林君……是时予因适会稽还，访于雪中……先生少时多病，不娶，无子。侄孙大年能掇拾所为诗，请予为序”。有位作诗嘲讽：“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孙儿？若非鹤种并梅种，定是瓜皮搭李皮！”一首类似的诗：“和靖当年不娶妻，只留一鹤一童儿。可山认作孤山种，正是瓜皮搭李皮”。 

      3.2 婚姻的“门当户对”给造谱提供动机

      许多姓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和郡望，习惯于与名人扯上关系，或硬追溯到某皇帝作自己的祖先。不少家谱为“光宗耀族”，往往攀附帝王、名臣为自己先祖。像朱元璋那样自承“淮右布衣”的人，毕竟不多见。“家谱造假”古已有之。早在唐朝灭亡以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至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正因为古代谱牒不复存在，加上迁徙的频繁，各姓氏修谱也都有了合理的修谱想象空间，如此每一个姓氏与支系都是名门望族了。互相攀比，毕竟过去很多无法考究，族谱挤满了历代的有名人物。谁也无法说不再门当户对。流传至今的古代家谱，大多是明清两代纂修的。对于那些迁居过的家族，就更好办一些。但谱师仍有所忌讳的。委托人一般会请谱师帮着找个“谱头”拜为自家祖宗，家谱上那个“迁世祖”才是自己真正的祖宗。

      《古代家谱可信度? 》指出：“翻阅朱熹作谱序的家谱达几十种，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伪作，如朱熹一篇谱序，竟为周、黄、刘、戴、郑、洪、吴等姓的家谱同时采用，其中只姓氏一字之别，其余文字均雷同，显系伪造”。 明清时伪造家谱世系的“谱匠”，利用事先准备的通用家谱作为“道具”，出来的家谱几乎一个面孔，所出现的欧阳修、苏轼、朱熹、方孝孺等名人的题跋序言，都是 “谱匠”的杰作。

      隋唐以前，朝廷选秀，一般在贵族及自由民（农民）家庭选择，工、商及其他杂类家庭出身的女子是没有资格参加选秀的。中国古代社会重视血统延嗣论，贵族永远是贵族，老祖宗是何身份，尤为重要。古代农民要想改变自己家族，想升格为士，包括读书取士的便利。伪造家谱，就显得很必要。宋朝时期，私人修谱也不是一般人都可以修谱的，还需要上报朝廷。但这毕竟是脱离了历史以来官方修谱的阶段，属于比较宽松的环境修谱。家有女，若能入选宫廷，被皇帝临幸，生出子女或取得一定名份，会给整个家族带来莫大的荣耀，家族男丁地位的升格也是必然的。加上元朝战乱，怀念故土，防止宗谱的失散便于认祖归宗，民间纷纷修谱成风，也多有造假行为。《世说新语·贤媛》记载的农家女李络秀嫁给安东将军周浚做妾的故事“门当户对”的婚制约束下，农家女与士族之间无法进行正常的联姻，不得已，只能退而求其次，允许女儿做“士”的妾，把希望寄托在女儿的肚皮及所生子女的亲缘认同上。母凭子贵，族以女贵，这在古代社会是常识。私人修谱为造谱创造的便利与条件。

      3.3 姓氏的来源不同

      姓源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氏是父系社会时期从姓部落中出于管理阶层的称号，氏隶属于姓。姓氏是姓和氏的合称、一个血缘家族系统的称号。史籍《白虎通·姓名》中记载：“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说明姓，本来就是人类的自然生殖，是人出生后的标记。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远古时代，当然把生的根因归于女性，所以，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释“姓”说：“人所生也。古之神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为姓”。夏、商时期，贵族有姓氏。姓的分支为氏，意思相当于家或族。周代贵族有姓，但只有女子才称姓，当时有同姓不婚的习俗，故称贵族女子的姓以示与夫家之姓有所区别。一个氏的建立表示一个小宗从大宗（氏）分裂出来，另立门户。周代就采取实行大、小宗之别。建立侯国要经周王认可，卿大夫立新家要得到君主允许，称之为“胙之土而命之氏”。《左传》曾有云：“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意思是说，同一姓氏的男女结婚他们的后代不会繁茂。姓氏的混乱，对婚姻带来不利。于是进入到姓氏不分，合二而一的阶段。春秋战国时，宗法制度瓦解，姓氏制度也发生根本变革。战国以后，姓氏不分，百姓遂成为民众的通称。《通志·氏族略》载，“秦灭六国，子孙该为民庶，或以国为姓，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由此始……兹姓与氏浑为一者也。”自此以后，姓即氏，氏即姓，姓氏或氏姓成了姓或氏的一种书面用语。而后修谱的人把姓说成主要来源于封国名、谥号、爵位名、官名、居地、职业等。把不同部落的姓的人到另外部落为赐姓列为姓的始祖？其实，姓的真正来源属于母系氏族部落，之后，由于分化设立大小的部落与大小宗族，氏的分化与增加，赐封的领地成为姓的部落地，以姓的部落为封地、国名、官名等，并作为氏。人们把氏的来源于封国名、谥号、爵位名、官名、居地、职业等，作为姓的来源是不准确的。只是，后来氏也与姓不分，把姓的来源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