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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襄，字君谟，别号莆阳居士，谥号忠惠，生于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 卒于治平四年（1067），享年55周岁。今年离蔡襄诞生已过1000年。

　　依照1000年前的行政区划，蔡襄出生地为：宋福建路兴化军仙游县连江里枫亭市赤湖蕉溪东宅村。乡贤描述蔡襄的出生地，说是背山面海，枫江旁流，地有紫金色泥土覆盖，跨溪环亘六七里。“七里紫金土”被乡人视若神奇，显然对应的是“紫金光禄大夫”之类显赫的官阶。又有人说，赤湖蕉溪有一陵地，远望似一只卧豹，传说是莆阳蔡氏高祖的祖坟。种种传说试图要告诉我们的是， 这是一块必定要让莆阳乃至整个北宋为之瞩目的风水宝地。

　　天圣四年（1026），14岁的蔡襄中了乡举。天圣八年（1030年），18岁的蔡襄中了进士，初试为开封府第一，廷试为甲科第十。蔡襄可能是莆阳华丽丽进士榜上的“榜幼”，莆人未及弱冠之年而擢进士的，印象里只有100年后的龚茂良和500年后的戴大宾。

　　蔡襄之所以如神童一般闪亮登场， 据说乃受启于“通经史、工古文”的惠安卢姓外祖父，似乎是为了佐证这个说法，蔡襄擢第甫4年，胞弟蔡高也高中进士。然而，与“惠安外祖父开蒙”这个说法颇为冲突的是，他们的从叔蔡准和蔡高同科中了进士。由此，“赤湖蔡氏” 的盛名远远盖过了那个默默无闻的“惠安卢氏”。仿佛获得了一把神奇的钥匙， 蔡襄一举开启了“赤湖蔡氏”科甲蝉联、簪缨鼎盛的荣耀之门：有宋一代，这个家族共出了50多名进士，共计职官者100 多名，其中宰相3名，榜眼1名，尚书2名， 侍郎4名。

　　蔡襄书法

　　蔡准就是大名鼎鼎的蔡京和蔡卞的父亲。蔡京是中国历史上被盖棺定论的“奸相”，在莆阳，蔡襄和蔡京的血缘关系，早年间一直被文史界有意无意地遮掩着，2010年出版的《莆阳蔡氏宗谱》则大大方方地标明，蔡襄的曾祖父和蔡京的曾祖父是同胞兄弟。按照古人的说法，蔡襄和蔡京是“从兄弟”。后世有人说他们是“堂兄弟”，此称谓不合规矩。在古代，同一个祖父的称“堂兄弟”，同一个高祖的为“从兄弟”。蔡襄比蔡京早35年出生，看起来像两代人，这是因为， 蔡襄的曾祖父是老大，蔡京的曾祖父是老幺。他们的一世祖蔡用元来自中原， 在唐中和、光启年间辗转迁徙而到赤湖蕉溪。

　　蔡襄、蔡高、蔡京、蔡卞、蔡立、蔡衮、蔡雍，他们是莆阳“赤湖蔡氏” 的第六代，彼此关系是从兄弟，他们都中了进士。他们名字中有个共同点，都是“衣”字头，看起来像宋代的官帽“长翅帽”。据说“赤湖蔡氏”在莆发枝的数脉，他们第六代的一众从兄弟里，凡名字带“衣”字头的，都中了进士；没有的，则奄然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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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历七年（1047），蔡襄举家移居莆田城南。那个原本无名的村庄后来因蔡襄而名为“蔡宅”。后世论起蔡襄籍贯，一般指赤湖蕉溪；论起蔡襄故居，一般指蔡宅。仙游枫亭建有蔡襄陵园，城厢蔡宅建有忠惠祠，皆为明、清之际，由地方官和蔡氏子孙重建续建，当代亦有数次修缮。枫亭蔡襄陵园前有石望柱一对，上书“四谏经邦，昔日芳型垂史册；万安济众，今朝古道肃观瞻”。此联由蔡襄后裔、乾隆年间礼部尚书蔡新撰写，所述乃蔡襄个人事迹和历史贡献。城厢蔡宅的忠惠祠堂前，亦有石柱一对，上书“壶山兰水同千古，庆历熙宁第一人”， 显然系当代文人所撰，虽缺乏文采，褒扬之意亦甚。

　　对蔡襄的纪念与追思，不是在今天才刚刚开始。蔡襄去世不久，他的挚友欧阳修就撰写了一篇近2000字的悼念文章，《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最后一段是这样的：“谁谓闽远，而多奇产。产非物宝，惟士之贤。嶷嶷蔡公，其人杰然。” 宋宰相赵鼎称颂蔡襄“儒林仪表、国家栋梁”； 宋著名诗人王十朋作《蔡端明祠堂》诗云，“政绩留南纪，祠堂枕大江。山川与人物，今古两无双”；宋理学大家朱熹评其“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明状元柯潜干脆称蔡襄“莆阳第一”。

　　20岁入仕，30岁才参与高层议政，55岁而终老，仕途经历并不算长，蔡襄为何在后世能获得如此盛誉？《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如此评价：“奋躬当朝，谠言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间归于闽，有政在人。食不畏蛊，丧不忧贫。疾者有医，学者有师。问谁使然，孰不公思？”扼而言之，千年以降，后世褒扬蔡襄之卓著功勋， 主要在“仕君则忠”和“安民以德”两个方面。

　　蔡襄是北宋名臣，先后任过漳州军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出任福建路转运使， 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等府事。

　　蔡襄在朝廷第一次发声是以“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出现的，这一年蔡襄28岁，初任西京留守推官，官阶不高，一出手却做了件惊天动地的事：他撰写了一首1000多字的组诗《四贤一不肖》，公开声援遭贬的“四贤”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尹洙，炮轰“不肖”的当权派高若讷。这首组诗引起巨大轰动，京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成为畅销书。连当时的契丹使者都“买以归，张于幽州馆”。至此，蔡襄以耿亮之声知于朝野。后世称其“四谏经邦”， 指的是，蔡襄曾经四次在朝廷危局中，发出了与主流当权派针锋相对的不同政见。为此，蔡襄因言获罪，多次遭贬，虽付出惨重代价，却彰显了一位传统士大夫的“忠惠”之名。

　　蔡襄生平事迹无数，尤以重民哀生扬名。史书记载的有两件大事。一为“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百姓感念，“为公立生祠于塘侧”。二为主持建造泉州洛阳桥（又称万安桥）。洛阳桥是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洛阳桥的建成，推动了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进程。《兴化府志》介绍洛阳桥修建，“襄立石为梁，其长三百六十丈，种蛎于础以为固，至今赖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闽人刻碑纪德。”“立石为梁”，是桥梁建筑史上的重大突破，近代称之为“筏型基础”；“种蛎于础以为固”，被认为是世界上生物学运用于建筑的先例；“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颇为科学，可见蔡襄重视生态平衡。故此，当代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称蔡襄为“福建桥梁界的状元”。

　　此外，后世谈论蔡襄，必定还会提到《荔枝谱》和《茶录》。《荔枝谱》系蔡襄知泉州府时所著，全文2000多字，是古代中国最早的荔枝学专著，英国人李约瑟博士编著《中国古代科技史》，称《荔枝谱》是“世界上第一部问世的果品分类学著作”。蔡襄是茶学家，任福建转运使期间， 他督办改进并提升了当时著名的北苑御园的茶叶品质，当时的“建茶”“建茗”名列北宋贡茶之首。后蔡襄作《茶录》，成陆羽《茶经》之后最具影响的论茶专著。

　　当然，后人敬慕蔡襄，更在于他作为文人的书风诗品。蔡襄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大家”。其书法楷行皆妙，尤以“飞白散草”为最，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苏东坡言：“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欧阳修言：“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

　　蔡襄同时还是北宋重要的诗人，当时有《莆阳居士集》行于世，传世诗、词、赋有420多首，其中与家乡莆阳有关的十数首。后世评价其诗作“清遒粹美”，开了闽诗在宋一代的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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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年前，蔡襄诞辰1000周年，其间有相关论著、评传、纪念文册等陆续编撰刊行。所有书籍上，蔡襄的肖像画、塑像图都很接近，其共同点是，每一个“蔡襄”都留着漂亮的胡子。此举看似是编著者偷懒，互相临摹复制，其实，那胡子典出有故，蔡絛（蔡京六子）的《铁围山丛谈》提到，“伯父君谟，号‘美髯须’”。

　　蔡絛在记述伯父蔡襄留有“美髯须”之后， 又讲了件趣事，“仁宗一日属清闲之宴，偶顾问：‘卿髯甚美，长夜覆之于衾下乎？将置之于外乎？’”这个生活细节透露出，蔡襄和仁宗皇帝之间，在某些清闲时刻是比较亲近的。《宋史？ 蔡襄本传》提到，仁宗非常喜欢蔡襄的字，有一回让蔡襄写一块碑文，他写了。让再写另一块， 蔡襄拒绝了，说“此待诏职耳”，意思是，我才不干呢，这是随叫随到的书画匠人干的活儿。

　　宋李俊甫著《莆阳比事》载，仁宗皇帝还曾手书“君谟”二字送给蔡襄。“君谟”是蔡襄的字，“谟”意为计谋、策略，仁宗题此二字，有双关之意，褒扬蔡襄是皇帝的谋士。蔡襄得字非常感动，不仅写诗拜谢，还勒石记之，说这是“独臣恩荣，前无此例”。这些史料告诉我们，作为朝中重臣，蔡襄在某些时段，深得皇帝器重， 甚至可以保留文人的若干尊严和脾气。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让蔡襄起落浮沉的，同样是这个会拿他的胡子开玩笑、拒绝圣意也不计较的仁宗皇帝。《宋史？ 蔡襄本传》的最后一句是“乾道中，赐襄谥曰‘忠惠’”，在古代，谥号是给一个朝臣一生最后的荣誉，而这个“乾道中”，实际上已经离蔡襄辞世过了100多年。蔡襄晚年见疑于仁宗之后继位的英宗，英宗是仁宗养子，其储君身份的合法性，曾遭朝臣背后非议，有人造谣说，蔡襄是最强烈的反对者。英宗即位后，自然忌恨蔡襄，蔡襄直到过世，也未获得来自朝廷的最后表彰。欧阳修曾撰《辨蔡襄异议》一文替他辟谣，蔡襄自己则不习惯于自我表白。《宋史？ 蔡襄本传》记载了一件事，“尝饮会灵东园，坐客误射矢伤人，遽指襄。他日帝问之，再拜愧谢， 终不自辩。”——蔡襄深沉、隐忍、有苦难言、有苦不言的儒者风貌，宛在眼前。

　　蔡襄书法

　　后世有关蔡襄的各类著述，关注的多是蔡襄的政声政德，极少有人关心过蔡襄的个人情感。我们只知道蔡襄“谠言正色”，似乎铁骨铮铮， 坚不可摧。其实他一生坎坷悲苦，除了饱受上层政治斗争之困，为新任皇帝见疑到死，其家庭灾难亦接踵而至：发妻葛氏中年而逝，弟蔡高、长子蔡匀、次子蔡旬皆英年早逝，而他自己则是在“丁母忧”期间去世的。

　　《宋史？ 蔡襄本传》透露，蔡襄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于朋友尚信义，闻其丧，则不御酒肉，为位而哭。”朋友去世尚且如此，亲人接连离世，蔡襄何以面对？“予年四十四，白发成衰翁”，在《读乐天闲居篇》里，他曾如此喟叹。《见匀亲抄书泣悼卷末》一诗，睹物思情，让人泪目：“得汝抄书心自喜，古来清白绍家难。谁知向老秋灯下，一见亲踪不忍看。”《离都帖》是蔡襄的传世手迹，这是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信中表达了丧子的悲伤：“动息感念，哀痛何可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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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襄将自己的号取为“莆阳居士”，尽管他可能不是第一位自称“莆阳人”的士子（一说为徐寅），后世却将“莆阳居士”视为“莆田别称莆阳”典故的出处。蔡襄的身上，寄寓了莆人对莆阳人格的美好期望：忠诚、刚正、儒雅、沉稳， 奉献。在后代读书人眼里，蔡襄不仅是名臣中的上臣，儒林中的巨木，也是文人中的雅士。把“莆阳”的“阳”解释为“正能量”，显然过于俗套，然而，其中真真切切饱含了后世对蔡襄式先贤的膜拜与追怀。《兴化府志》把蔡襄列入“名臣传”， 不仅用比别人多得多的笔墨详细记载了蔡襄一生的行迹，还在篇末加了一段评论，将之与从弟蔡京、蔡卞进行对比：“迄今郡之蔡氏，皆自谓襄之裔，京、卞岂无子孙哉？盖耻其为恶而讳之耳。呜呼！善则他人愿为其子孙，不善则子孙耻其为父祖。”

　　不仅如此，《兴化府志》这样端庄叙事的志书，还把蔡襄当作一个有异禀的人。《兴化府志？吏纪四》“凌景阳”条，记载了一段有趣的轶事： 宋仙游县尉凌景阳一次郊游时偶遇两位道童，见其“眉目疏修、精神峻爽”，便把他们带到郡学读书，二人后来中了进士。这两位道童，便是后来鼎鼎有名的蔡襄和胞弟蔡高。说来有趣，在蔡襄所处的时代，人们已经把他当作一个神奇的人，北宋笔记小说《东斋记事》里记载了一则逸闻：蔡襄任福州知府时，有好几天生病没去上班。恰好通判发现那几日鼓角一直不响，便去问打更的怎么回事。打更的说：“数夜有大蛇盘踞鼓上，不敢近。”过几日，蔡襄病愈出来，跟通判说，好奇怪，我这几个晚上都梦见自己爬到钟鼓楼上面去睡觉。

　　与这些传奇相比，诗文里的蔡襄，沉稳而得体，彬彬有雅量。除了让他一举成名的组诗《四贤一不肖》有点像“愤青”，带有表达政见的热切，其他著作皆清晰可见其纯粹而遒劲的士大夫风范。蔡襄曾长期担任福建地方官，家乡的山南水北间，留下了不少他的题咏。无论是写钟潭、囊山、龙纪院，还是写九鲤湖、紫霄岩、乌石山， 每一首皆可触摸到他对风物的诚挚爱意。传世名作《荔枝谱》，更可见其对故土的特别偏爱：“荔枝之于天下，唯闽、粤、南粤、巴蜀有之…… 闽中唯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兴化军最为奇特……唯陈紫之于色香味，自拔其类，此所以为天下第一也。”

　　《兴化府志？ 里图考》“蔡宅”条介绍，“公故仙游人，为本路转运头使往来城南，受其形胜，居之。后蔡氏子孙繁衍，遂成村落，仍呼蔡宅。”以此推之，蔡襄初迁此处时，这个离木兰溪不远的无主之地，尚为纯自然状态，虽有佳景藏焉，却是默默无闻。蔡襄携眷来此，在这里铺纸书丹，吟诗会友，茶香弥漫的庭院，一定是当时莆阳最诗意的栖居。他那么喜欢荔枝，一定会在家园周遭遍植。品种和苗木，一定是他亲手挑选的。第一颗荔枝挂果时，他的心里一定有过别样的欣喜。自然之秀簇拥着人文之盛，蔡宅村终于因人得名，因人扬名。“闽州纵有千千树，未抵家园气味长”，虽然没有看到直接题咏蔡宅的诗句，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兴化军曹殿丞寄荔支》这样的诗作，一定是在蔡宅的荔枝树下被蔡襄酝酿出来的。

　　蔡襄《荔枝谱》面世600年后，明代福州文士徐　追慕前辈，也编撰了一册新的《荔枝谱》。在蔡谱骈珠俪彤的荔枝谱系上，徐谱增录了新的名品。其中一款出自蔡襄家，它的名字叫“蔡宅红”。

　　“蔡宅红”，一个温暖而鲜丽的名字。也许它可以有一个别号——“莆阳红”。（本文发表于《福建文学》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