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旧党 贬逐群贤

　　蔡京以“绍述”的华丽外衣，迷惘宋徽宗，博得重用，于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升右相，半年后又任左相，由此独裁政柄。他深知“天下拭目所为”，故高举“绍述”之旗，以盗名欺世。蔡京登上相位之后，即为熙年、元丰的改革功臣绘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庙，并追封为舒王，借以标榜自己是王安石变法的继承者，货真价实的改革者。

　　与此同时，蔡京心中怀有一种难忍之痛。原来，在宋徽宗执位之初，高太后主政，旧党势力暂居上方，旧党元老文彦博、司马光及一批大臣追复了官爵。蔡京即在此时被御史们弹劾，罢去翰林承旨要职，逐出京师，闲居杭州。其弟蔡卞亦被罢政外任。蔡京对此耿耿于怀。故此，一旦秉国执政，便在“绍述”的旗号下，将打击迫害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清洗朝中异己者，作为朝政的第一要务，其力度、广度与深度均超乎寻常。请看其日程表。

　　迫害旧党的日程表

　　崇年元年（1102）八月。诏司马光等20名旧党重臣子弟不得在京师任职；

　　——九月。将元符三年（1100）应徽宗之诏上书人，分列“正”、“邪”二等。“正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级，计40多人，均予升官；列入“邪等”者，分为“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级，计达542人，区别其言论“危害”不同程度，分别予以贬降。又选元佑与元符末年旧党保守派的中坚人物，执政官文彦博、司马光（宰相）等22人、待制官以上苏轼等35人，以及文武官员120人，量其“罪状”，称为“奸党”，分别列入“元佑党籍”、“元符党籍”，并由宋徽宗御书，刻石于宫城端礼门。吾莆名臣陈次升、朱绂、王回、黄隐、林豫、方适等六人被列入“元佑党籍”。此间，蔡京又策划追究孟后之罪，逼迫宋徽宗诏罢孟后之“元佑皇后”荣誉称号，出居瑶华宫。旧相韩忠彦再次贬官。一批“元符党籍”要人，并罢祠禄，分遣各外州年居住，并强调“不得同在一州”。

　　——十二月。诏应责降安置及编管、羁管人，令所在州、军依元符令常觉察，不得放出城。又诏诸邪说陂行非先圣之书，并元佑学术政事，不得教授学生，犯者屏出。

　　崇宁二年（1103）正月。将元符末的台谏官贬窜远州，除名勒停编管（官员因罪外贬，轻罪者“送外州居住”，重者称“安置”，又重者称“编管”，即于指定之地，受地方官约束，不得自由行动，编管以上者强令除名，追毁出身，并永不得重新任用。

　　——三月。诏元佑、元符党人的亲子弟，不得擅到阙下；因与党人有牵连，致被罢外任及挂有虚职者亦如之。适逢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凡尝上书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黜之。

　　——四月，诏毁景灵宫司马光等八人绘象。继又下令将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文集、诗话及野录、记事、史鉴等书籍的印板，悉行焚毁。

　　——六月，诏元符末上书进士，进州郡新学“自讼”（自我反省），为期一年，能革心自新者许其将来应举，其不变者屏之远方。

　　——七月。诏上书进士见充三舍生者罢归。又诏责降职官员之子弟，不得在京府界差遗（无实职虚衔）。陈次升循州（今湖南长沙）居住。

　　——八月。尚书左丞张商英，元佑时作文有美化司马光之嫌；起用谏官邹浩，草词称其为“径行直情”的“端士”，诏入“元佑党籍”，落职知亳州（今安徽亳县），改知蕲州（今湖北蕲春），继又罢职提举灵仙观。

　　——九月。诏令宗室不得与“元佑奸党”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内已定未过礼者亦一并改正。又诏上书“邪等”人、知县以上资序，与外祠选人（候选官员），不得改官及为县令。又诏令外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立石刊记“元佑奸党”姓名，以示万姓。

　　——十一月。诏令监司察举以元佑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必罚无赦。又诏元佑系籍人、通判资序以上者，依新条与管句宫观，知县以下资序与注监狱庙，并令在外投状指射差注（申报自选官差）。江南西路提举常平韩宗植、亳州知州孙载，被举报曾附会“元佑奸党”，一并放罢。又诏臣僚姓名有与奸党人同者，并令改名。

　　崇宁三年（1104）一月。诏令凡上书“邪等”者，不得至京师。又诏王珪、章惇别为一籍，如元佑党。又诏翰林学士张康国编类元佑臣僚章疏。

　　——三月。太学生费文、韦直方，庞汝翼，因答策“诋讪”元丰（宋神宗年号）政事，三人一并送广南（今广州）编管，永不得入学。成都府路转运副使李孝广因此事被迁一官。

　　——四月。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一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因具逐路责降、安置、编管等臣僚姓名上报，凡144人。

　　——六月。绘图熙宁、元丰功臣于显谟阁。又诏以荆国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并诏重新核定元佑、元符党人与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通共309人，刻石庙堂。蔡京奏请徽宗亲书奸党名单，刻石置于文德殿门东壁，永为万世之戒。蔡京本人亦自书“元佑奸党”名姓，诏颁州县刻石。

　　——七月。诏应入籍人父一并不得任在京差遣。

　　——八月。蔡京死党、御史中丞朱谔，弹劾门下侍郎许将，在元佑则尽更元丰之所守，居绍圣则阴慝元佑之所为，“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遂贬知河南。湖南醴陵县学生季邦彦试卷“言涉谤讪”，诏邦彦特送五百里外编管，其考校长谕屏出学。

　　——十一月。诏上书“邪等”选人除不得注县令、丞外，其职官禄参、判司、簿尉，并许差注。大赦应系贬谪官员，除“元佑奸党”籍及别有指挥，不许移放之人外，未量移者与量移。（按，此时朝廷迫于政治形势，开始调整政策。）

　　崇宁五年，正月。因星变诏中外臣僚并许直言朝政阙失，毁“元佑党人”碑。又诏应元佑及元符末系籍人等，迁谪累年、已定惩戒，可复仕籍，许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毁，如外处有奸党石刻，亦令除毁。今后更不许以前事弹纠。常令御史台觉察，违者劾奏。大赦天下，解除“党人”一切之禁。三省奉旨叙复“元佑党籍”曾任宰臣执政官刘挚等11人，侍制以上官苏轼等19人，文臣余官55人，选人67人。

　　二月。宋徽宗迫于天意和人心，罢黜蔡京宰相之职，凡蔡京所为之事全部罢除。

　　整肃旧党运动的特点

　　余不厌其烦、唯恐佚漏地条列蔡京独相主政后，处置元佑、元符党人大事记，旨在证明：打击迫害旧党势力，成为宋徽宗、蔡京统治集团常抓不懈的重大政治任务，即使与千年之后的现代某些“政治运动”相比，亦是毫不逊色的。具有以下若干特点。

　　一曰：全面扩展，深层开掘。从查处对象看，不但查处现职官员，而且追查已退职致仕者，及至已故者，列为重点打击的对象达309人；不但查办现官旧僚，而且查处后补官员的选人注官，进而严查作为后备官员来源的科举取士与太学授士；不但追究官员本人罪责，且株连其亲族子弟。尚书省勘会奏报各路责降、安置、编管等党人子弟臣僚名单，计达144人。程颐之子端彦，现任鄢陵县（今属湖南）县尉，被放罢在京府界差遣之职。甚至明令宗室子弟不得与党人子弟联姻。崇宁二年（1102）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出身名单，李阶为第一名，因其系力劾蔡京、蔡卞奸恶的御史陈瓘之甥，而被夺阶出身，却赐予新党御史中丞安惇之兄安忱及第，此人在对策中趋势媚上，倡言：“使党人之子魁多士，无以示天下。”宋徽宗还言不由衷地对奏名十八名“上书邪等”者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负于卿等？”一并被取销垂手可得的进士及第资格。（吾莆莆田人方天若，绍圣时廷对称：“元佑大臣当一切诛杀而不诛杀，子弟当禁锢而不禁锢，资产当籍没而不籍没，古今政事无此义理”，极尽趋势媚上之能事，定为第二名，时任）右相的曾布言“天若之策，乃奸人附会之言，不足取。天若乃蔡京门客，章惇每言人臣不可欺罔，天若之言，欺罔孰大焉！”为宋哲宗所纳。此人后被蔡京收置门下，“赖其凶险，以为腹心，。立起犴狱，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蔡］京与天若为之。”）与此同时，竭力追查党人有关著作，禁书毁版，包括苏轼、黄庭坚、程颐等人的文集、史鉴、野记等，以清除其“思想流毒”。蔡卞与其死党、吾莆兴化县籍太学录林自密谋，妄然欲将司马光主编的煌煌史著《资治通监》毁版，因太学博士陈莹中巧妙地以宋神宗曾为该书作序为由，极力阻止，林自词曲愧歉，遂不敢毁版，密令将版本束之高阁。单论这些政策及做法，足令人们看到这场打击迫害党人政治运动，策划之缜密周详，居心之险恶，显示蔡京之辈的政治野心及手腕。

　　二曰严打穷追，旷日持久。宋徽宗、蔡京统治集团，对党人的处置是“从严从重”的，名目囊括当时重罪处置，诸如罢官罢职、贬窜远州，除名勒停送等等。被责降、安置、编管的臣僚达144人。原右相曾布有拥立徽宗的 “定策功”，但在蔡京的攻击下，被罢相后又三度贬降，免职提督宫观，又以分司官限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居住；再贬为节度使、衡州（今湖南衡阳）安置，失去行动自由，继而再次连遭远贬岭南贺州（今广西贺县）、廉州（今广西合浦），至崇年五年方恢复原阶官、自由居住。被列为“元佑奸党”而罢职谪居的著名文臣黄庭坚，因为荆南承天院撰写碑记，以“语涉谤讪”之罪，再次受到除名勒停、送宜州（今湖北宜昌）的严厉处分。贬往之州县，多属水土险恶之地，时有“以死为邻”之称，日后即使获赦回迁，亦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史料表明，蔡京自崇宁元年七月拜左相，八月首颁党人子弟不得京师任职令，至崇宁五年正月宋徽宗大赦天下，撤除一切党人禁令，对党人的无情打击，前后长达五年之久，连年、累月乃至连日颁发禁令，可谓穷追不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既显其决心之大，亦见其手腕之毒也！

　　三曰：盗名欺世，挟机报复。宋徽宗、蔡京集团打击旧党的运动，均在“绍述”的旗号下开展的。所谓元佑、元符“党人”，亦是以是否拥护变法“划线”的。似欲表明对继承宋神宗、哲宗实行与坚持变法政治路线之忠诚与坚定，实则将甚为惨烈的“党祸”之争，美名为“绍述“之政，可谓十足盗名欺世耳！倘若回顾历史便可发现，那些被列为“邪等”者，正是宋徽宗时“引蛇出洞”，继而“秋后算账”的政治牺牲品。曾记否，徽宗即位之初，元符三年（1103）二月，因预测将有日蚀异兆，徽宗诏求直言朝政得失，以期消除天灾。并采纳右相韩忠彦建议，彻销“编类臣僚章疏局”，（哲宗时宰相章惇设置的专门机构类，以汇编臣僚应诏议政言论为职能，断章取义，指为“谤讪”，以期日后论罪。）消除敢言之士疑惧之心，特将直言无隐纵论忠奸的筠州（今江西高安）推官崔郾擢升为相州（今河北临漳）教授。于是，总计有580多名旧党势力暂居上方。在御史谏官陈瓘、陈次升、任伯雨、张庭坚等人的猛烈攻弹下，时任尚书右丞的蔡卞与翰林承旨蔡京，相继被逐出京，继而落职。蔡京对此怀恨在心，于登上相位的次月，使按奈不住地大打出手，将应诏上书者分等评级，实施政治报复。宋徽宗亦自食“言之失中，朕不加罪”的政治承诺，重演乃父赵煦（哲宗）引蛇出洞、秋后算账的丑剧，致使一大批直臣端士被追“言罪”，成为宋末“党人之祸”之发端。一名被列入“邪榜”的无名氏，痛作小令讽曰：

　　当初亲下求诏言，引得来胡道，人人投献治安书，比洛阳年少。

　　自讼镌官差岳庙，却一齐塌了。误人多事，误人多是，误人多少！

　　对宋徽宗、蔡京集团的政治伎俩，不只是个人中招的懊悔，更多是其玩弄政治手腕，不守承诺的愤恨！甚至十年之后，蔡京以太师总治三省，位居宰相之上时，仍沿用此术坑害净臣正士。据《宋史·蔡京传》，蔡京罢相后，中外学官多有以时政为题策士。政和三年（1112）蔡京再相后，一个仙游藉老乡，提举淮西学士（相当今地市教育部门长官）苏棫，献计追查各地学官的策卷，“校其所询，以观向背”，即考量其策问的政治倾向。由此定罪致被停职、夺职的学官达30余名。《宋史》称苏棫此议是“欲自售”，即将自己出卖给蔡京，事后果然因功晋身，荣升国子司丞（国立大学副长官），却因其附奸害贤、卖身求进而落得一个难以洗刷的臭名。郡志称苏棫入太学时，曾以书谒苏轼，“轼喜而延之，与叙宗盟”。可见此君早已是个善于攀附名流权势、沽名钓誉的钻营之徒，其后对蔡京的“自售”恶行，亦就不难理解了。有趣的是，苏棫曾与其兄苏烨同入太学，又于元符三年（1100）同登进士第。苏棫在国子司业任上，因取士程文不合王安石变法精神，以致被调离并降职。吾莆著名史家黄仲昭称苏棫与其兄苏烨“薰莸异器”，并叹曰：“呜呼！士君子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若（苏）棫者，不能坚定其心，一旦变其初志，卒陷其身于奸党，书之史册，遗臭无穷，可不惧哉，可不戒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