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乌龙江畔胪雷村陈氏祠堂，迄今已有730年历史。陈氏家族奉行耕读传家，人丁兴旺，走出无数知名“乡贤”，当代最着名者应属数学家陈景润。目前这座占地约4亩、规模恢弘的陈氏祠堂，经历几次修缮，1947年由海军名将陈绍宽亲自主持修缮，名列福州众多宗祠之首。作为涉台、涉侨建筑物，改革开放后，由海外宗亲再度集资修缮。故此，祠堂充当了和海外华侨联系的纽带，但凡村里组织祭奠先祖的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陈氏后人都会不远万里奔赴至此，寻根叩祖。

　　不过随着福州火车南站的建设，这个承载着家族悠久历史的祠堂正四面楚歌，随时面临被拆迁的危险，现在它已是一座被废墟围困的孤楼。距离胪雷村五公里左右的浦下村刘氏祠堂此刻也同样面临着这种令人焦虑的危机。

　　祠堂又称宗祠，是供奉祖先神主，进行祭祀的场所，被视为宗族的象征。宗庙制度产生于周代，《礼记·王制》中已记载了帝王贵族的宗庙制度，祠堂文化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姓氏宗族文化。一些人可能没见过祠堂，其实着名的古田会议召开的遗址就是一座祠堂，叫万源祠，是福建龙岩上杭县古田廖氏族人作为敬祖睦宗和私塾学堂的普通客家祠堂。

　　随着传统文化的破坏，祠堂在北方已经很难寻觅踪迹了，但在南方，特别是在福建，依然广泛存在，成为研究文化传统与传承最好的考察场所。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福建人，同时经过文化学与民俗学的专业训练，我很深刻地感受到，祠堂至今依然是传统中国人认祖归宗的最佳途径，也是凝聚族人的精神与文化来源和纽带。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祠堂被新建和修复，族谱被续修，而海外华人则不断翻新旧祠堂，联络故众。祠堂是一个家族的展览馆与博物馆，可以清晰地看到家族的血脉沿承和历史变迁。

　　另外，作为公共空间，祠堂在日常生活中也承担着重要功能。以前，除了作为祭祀场所之外，还是执行族规家法的地方。族人的冠礼、婚礼、丧礼基本上都在祠堂进行。有的宗族规定族人之间或族人家庭之中发生争执，都要到祠堂裁决。而到现在，虽然已经没有了这么重大的作用，但依然发挥着影响，比如是老年人活动场所、逢年过节庆祝特别是社戏的演出地，所以在福建，祠堂基本上都是最庄严、最有人气、最重要的场所，从这个角度看，祠堂确实是一个村庄乃至整个族姓的灵魂。可以说，今天的祠堂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更多具有帮助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促进公共交往等意义。

　　但很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祠堂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被拆除或者荒弃，最后无容身之处。以胪雷村陈氏祠堂这样的为典型，这些祠堂不仅仅是极有价值的古建筑保护，还是珍贵传统文化的呵护，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应该留给传统文化与历史古建筑一个栖身的安静角落。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借鉴日本对于神社保护的重视。神社在功能上与祠堂很相似，在很多村庄以及京都这样的大都市随处可见，有些神社也和祠堂一样，设有表演舞蹈或能乐的舞台。神社就是把日本人凝聚起来的精神与文化纽带，很多活动以神社为中心，然后围绕神社形成社区，在特定的日子里，就会一家人到本地神社求福，祈求氏神会为他们驱除灾厄。

　　在保护上，日本有“文化财指定制度”(相当于中国不同级别的文化保护单位)，一旦指定，国家随即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政策，以便对文化遗产实施保护和促进社会各界对它的积极活用。1975年，日本修改《文化财保护法》，创设“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制度”，开始保护一般城镇的历史聚落、传统街区和特色地区。1996年，再次修改《文化财保护法》，引入“文化财登录制度”，将历史保护运动从单一、僵硬的模式推向柔软、综合、更为广泛的领域。

　　2004年6月制定的《景观法》，是适合所有城镇和乡村的国家法律，以促进城乡良好景观的形成，以实现保护美好的国土景观、创造丰富的生活环境以及富有个性与活力的地域社会为基本目标。还设立各种保护奖励，广泛的融资渠道、多样的财政补贴与利息优惠，逐渐由物质遗产向非物质遗产转化，由此配合特色旅游产业规划相衔接。当然，其最重要的是良好的公众参与，强调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提高公众的文化归属感与自豪感。这样，就不仅仅保护建筑，更是保护与支持围绕神社而开展的各种文化活动，令神社成为民众生活中重要的生活场所，更成为文化和精神安顿之所。功能接近的祠堂，如果也能够获得这样全方位的保护，而不是随意拆除、破坏，对于当下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与文化认同危机来说，无疑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解决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