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七夕节妇孺皆知。在中国古代四大传说中，“牛郎织女”传说影响最大、最广泛，而且形成了一年一度的七夕节。同时，从汉代开始形成的七夕节俗，随着历代政治中心的转移、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又与我国远古先民在农业生产、生殖繁衍、祭祀礼俗文化、气候、物产等结合，形成了新的七夕节俗内容。
       马克思说，希腊的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由“牛郎织女”传说和多种多样乞巧方式组成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劳动观、家庭观、爱情观的七夕节俗，正是在中国农耕文化特有的土壤里茁壮成长起来的。七夕节为农历七月七日，这一天被人们认为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牛郎织女”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它不仅反映了农耕民族对传统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是推动七夕节俗演变升华的内在精神动力。中国历代的七夕节，无论是表层的节日习俗还是深层的文化内涵，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但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七夕节俗是建立在农业耕作基础之上的，很多活动大都与古老的农耕习俗紧紧相连，成为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通过对七夕节俗主要内容的研究，以期透视其蕴含的农耕文化因子。
       一、“牵牛”、“织女”的命名，反映了古代农业发展的痕迹“一定意义上讲，民间传说可以说是劳动人民‘口传的历史’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只不过与历史有更为密切的联系”。“牛郎织女”传说的产生正是这样，它最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特征，是因为“牛郎”、“织女”事实上是我国从史前时代直至近代农业经济社会中男耕女织家庭结构与经济生活的反映；其名称和身份特征据西北师大赵逵夫先生研究：分别来自原始社会末期秦人和周人的祖先“：织女的原型应是秦人的始祖———女修（她善织）”、“牵牛的原型来自周先民中发明了牛耕的杰出人物叔均。”因此，牵牛、织女并不是上古时代的“平民神话”、和“图腾神话”，而是部族、氏族的始祖或有所发明创造的祖先演变成的。古代人为纪念他（她）们杰出的成就而用“象天法地”的方式把他（她）们留在了天上，并进行祭祀。所以，“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就本质而言，是对小农经济的理想化和神圣化，深深地打上了小农经济的烙印。
       （一）“牵牛”、“织女”的出现，源于古人天人感应的星辰崇拜观念和祈求丰收的意愿“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星神，也就是对自然的崇拜。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谓七夕“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此处的河鼓和织女，指的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据历史文献记载，古代人普遍具有崇拜日月星辰等天体的观念。希腊、罗马神话中有太阳神、月神、星神。古波斯、埃及、印度也有太阳神、星神。在我国，这种天体崇拜观念尤其明显。而我国古代星宿名基本上都是部族的始祖和有所发明创造的祖先。“牵牛”、“织女”本是银河两岸各置东西的两颗星宿名称（现代天文学上称为天鹰座和天琴座）。西周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人们需要根据对天象的观测来进行农事活动，以获取作物的丰收，这就促使了原始天文历法的产生，同时也就有了星相学。在先秦典籍《左传》、《国语》、《尔雅》、《诗经》等书中，都有对星宿的记录和丰富的描述。《诗经•小雅•大东》“: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左传•庄公二十九年》：“水昏正而栽。”人们观测星象主要是为了适应原始农业的需求。随着人们对天文的认识和纺织技术的产生，有关牵牛星和织女星的记载就有了。“牵牛”、“织女”的名称最早出现在《诗经•小雅•大东》中“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跻彼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睕彼牵牛，不以服箱”记载。诗中的织女、牵牛二星已是人间耕织生活的一种反映。司马贞《史记索引》中云“：织女，天孙也”；说明织女已具有天界诸神中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古时，人们认为天人之间是相互感应的，天地之间事物都是相互对应的，先民们对牵牛、织女双星的崇拜，与远古人类将自然物体人格化原始思维有渊源关系”，天鹰座由于三星并成一线，牛郎星是其中最亮的一颗，民间称其为扁担星，是牛郎用扁担挑着两个孩子的形象，牛郎星东南有六颗牛宿星，人们看作是牛郎牵的牛；天琴座有三颗构成三角形的星，被人们想象为织女织布的梭子，织女星东方的四颗构成四边形的星，被人们看作是织女用的织布机。星的名字和形象是人间生活的折光。《牛郎织女》的故事，正是在现实社会中男耕女织的基础上，对生活真实的、艺术化的反映。又由于星辰的故事在荒诞中给人以神秘感，再加上在当时的七月黄昏，织女星正好升上一年中的最高点，也在人们的头顶上清晰可见。（《夏小正》的古农事历中有记载：“七月，……初昏，织女正东向。”）正值农作物从繁育期到收获期，不难想象古人将此作为带来繁育和丰收的吉星并加以神化，将祈求丰收的人间愿望投影到天河中的二星，于是将天空中的牛郎星和织女星“人化”为农耕社会中的一分子，并且随着“牛郎织女”故事的传播，渗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中。
       （二）“牵牛”的形成和身份特征，体现了古代农耕技术的发展牛郎、织女是中国几千年中男女农民的象征。牛郎（牵牛）形象的形成，同我国发展很早的农业有关。而周民族是在农业发展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民族。《山海经•海内经》中云“:后稷始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又说：“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始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牛耕”。由《山海经》中的这些记载看来，叔均因为发明了牛耕，大大节省了人力，提高了耕作速度与质量，在推动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改变农业生产形式的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事迹就同牛联系在一起。而牛作为运输工具时是人赶着牛，作为交通工具时是人骑着牛，而用为耕作工具则是一人牵着牛（另有一人在后面扶犁）。牵牛而行于畎亩之中，是牛耕的象征，故周人以这位杰出的氏族首领为星名，名之为“牵牛”。另外，在春秋时期，牛不再完全用于祭祀，已大量用于农事活动。在春秋战国，铁制农具的普及，促使了耕地方式的变化，出现了牛耕。农业社会牛是很重要的财富，是动力，是肥源。春秋时许多人用与牛耕有关的字来命名，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孔子弟子名字，其中，有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等等，星宿用“牵牛”来命名也是这个道理。
       （三）“织女”的命名和身份特征，体现了古代纺织业的发展关于织女，在《史记•天官书》中说：“织女，天孙女也”；《史记•秦本纪》中有：“帝颛顼之苗裔孙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为秦人之祖。传说中的秦人始祖女修，就是以织闻名，又彻底提升了人们穿衣的质量而传于后世的。因氏族的始祖又有神话故事一直流传下来，故成为星名。所以“织女的原型应是秦人的始祖女修”。《说文解字》解“织”字曰“:织，作布帛之总称。”《尔雅•广服》曰“:治丝曰织”。由“织”字字形从丝及其原意为治丝的记载，可知织女是古代农耕社会中“织丝的女人”。在古代的农耕社会中“，治丝蚕”是农村妇女的主要生产活动，早在《诗经•幽风•七月》便有记载“: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鼓筐，爰求柔桑。”可见，在古代，纺织是由女子担任的。王孝廉论述曰:“以织女作为天上的星名的思想渊源当是产生于古代人对桑的信仰（树木崇拜），农耕社会中的古代人把桑树看作是和生殖、不死、再生有关的神木，那么司掌这种神木的自然是和人生纺织治丝有关的女神”。在原始时期，在女性墓葬里随葬品中就有纺车。而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纺织业，无论人们的服饰还是诸侯国之间的互赠之物都要用到丝麻织物。《左传•庄公二十三年》“: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襄公五年》“:季文子卒，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积，可不谓忠乎。”可以看出纺织业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所以，从织女星的命名可以透视出春秋时代纺织业的发展及其在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二、七夕节俗中“祭田祖，报田公，庆牛生日”反映了古人农事祭祀活动首先，在古代“，七”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吉祥的数字，吉祥的符号。北斗七星，其数为七；七夕供品其数为七；天上彩虹的颜色有七彩；古琴的弦数为七；人的常态有七情；《周易》上有“七政”之说；《说文解字》释“七”时说“:七，阳之正也。”农历七月七日，称为“重七”；这些现象和记载都表明，我国民间有着浓厚的崇“七”心理。西汉《淮南子》记七月七日剪瓜叶；东汉《四月民令》也说七月七日“可合蓝丸及蜀漆丸，曝经书及衣裳，做乾糗，采蒐耳”；周处《风土记》所引《董勋问礼俗》：“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珍。’”我们从这段话里得到两点认识：第一七月七日对古人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观念，而和农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即谓农历七月七日是农作物开始成熟的日子；第二形成这吉庆日子的原因是“黍熟”和“阳数”。“阳数”的含义是美好的“，黍熟”当然也是令人高兴的事。其次“，七夕”风俗活动中，也有祀田公（即田祖）的内容。七夕时至孟秋，收获在望，为了祈求天随人愿，大获丰收，早在周代以前就有以新黄之穗荐田祖之礼。《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引山西志书述广灵县风俗说：“七月七日折柳枝，挂楮钱插田中以报田祖。”《毛传》说：“田祖，先啬也。“”啬”借为“穑”，先啬即先农、农神。七月七日而报田公，显然是将田公与牵牛星（由叔均而来）联系在一起。由此看来，七月七日不仅是古人庆贺秋收的吉庆日子，也是古人祭田祖、报田公的日子。《诗经•小雅》的《甫田》、《大田》二诗，便是祀田祖的。
       再者“，七夕”风俗活动中，有些地方还有“庆贺牛生日”的内容。因在农耕社会，农业生产主要靠牛耕，而牛又是为牵牛织女婚姻立下汗马功劳的一员，故在牛女相会的七夕，民间将七夕联想为牛生日。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载，当地妇女儿童在七夕除乞巧外，“又以为牛生命日，折花枝于角，可无灾，以面饼赏牧童”。另《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引山东志书言禹城县“七月七日牧童采野花插角，谓之贺牛生日。这种在七夕祭祀田公、贺牛生日的主要目的在于娱神、纪念，是丰收后对田祖、牛的感谢，是对神化了的田祖、采取讨好的态度，是对为农耕和牛女婚姻做出贡献的牛的纪念；这种祭祀方式，反映了初民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祈求和酬谢田祖，以期来年农业再获丰收的愿望。三、七夕“呈瓜果”、“种生”、“生巧芽”乞巧习俗，体现了初民祈求农作物茂盛、增产、丰收的生产性愿望“民以食为本”，农业是人类生存之本。在古代，食物是初民与大自然的根本关涉和系结。七夕乞巧的习俗内隐和深藏着初民追求物质生活资料丰收增产和提高生产技能的世俗态度和价值观念，寄托着初民强烈的耕织祈愿。这在历代古籍上多有体现。《荆楚岁时记》引《日纬书》云“:牵牛星，荆楚呼为河鼓，主关梁，织女星，主瓜果”；《太平御览》卷 964 引《春秋元命苞》云：“织女星主果”；《晋书•天文志》“：织女，天女也，主司瓜果、丝帛、珍宝”。从这类古籍记载看，织女是瓜果麦豆等农作物的保护神、丰收神。正因为此，七夕仪式上贡品虽多，但各地几乎都离不开瓜果。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时令果品，而是反映了农耕民族一种深层的心理暗示。历代女性七夕乞巧时，一般都用瓜果麦豆等祭祀织女。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谓七夕“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载，七月七日“人家妇女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皆记载七夕乞巧陈设瓜果祭献牵牛织女的习俗。明万历年修《富平县志》卷 9《习俗》：“七月七日，呈瓜果于星月下，曰乞巧”；乾隆二十六年修《庆阳府志》卷 32 曰：“七月七，女红乞巧于织女，设蔬果，抛芽水上，察影以卜巧”；光绪九年《孝义厅志》卷 12 曰：“初七日，妇女以瓜果祭于月下，用花针七口穿五色花线插瓜上，谓之乞巧”’；民国二十四年刊《续修礼泉县志稿》卷 12《风俗》云：“七月七日为乞巧节。是夕焚香呈瓜果于庭中，并以五色纸制鞋袜祀织女，名曰乞巧，率皆小儿女为之”。另外据《梦梁录》记载，将五谷浸于碗中，等它生芽后，再以红蓝丝绳束之，称为“种生”，又叫“五生盆”“、生花盆”。甘肃陇南地区，乡民在七夕来临之前，就把绿豆、豌豆等豆类或小麦之类放盆中，培育成苗，五六寸到一尺长左右以之作为七夕乞巧供品，也谓之“种生”；有些地区，在七夕前几天，先在木板上敷土、播粟，让其生苗，花木于上面，做成田舍人家，小村落模样，称为“谷板”。这些模拟农家生活和农作物的乞巧方式使七夕习俗具有了浓郁的农耕文化的色彩。另外，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在七夕，主要是通过陈瓜果以祭拜双星。如黄庭坚《鹊桥仙•席上赋七夕》“：朱楼彩舫，浮瓜沈李，报答风光有处。”吴文英《惜秋华》“：瓜果夜深，斜河拟看星度。
       ”杨无咎《雨中花•七夕》：“笑人间儿戏，瓜果堆盘，蹭彩为楼。”赵以夫《永遇乐》(七夕和刘随如)：“妆楼上，青瓜玉果，多少騃儿痴女”等等。这些作品明确记录了当时妇女乞巧的祭品主要是瓜果。为什么女性七夕乞巧多以瓜果麦豆之类作为主要供品呢？笔者认为是因为在各种农作物中，瓜果的生长繁殖很茂盛。在《诗经•大雅•绵》中有“瓜瓞绵绵，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瓜瓞绵绵”比喻如同一根连绵不断的藤上结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瓜一样。引用为祝颂子孙昌盛。所以妇女们呈瓜果乞巧一是向“主瓜果”的神织女祈求多子多孙；一是让“主瓜果”的农作物保护神织女品尝她所主宰的种植成果，向她表达感激酬谢之意，并祈求她促进瓜果麦豆等农作物的不断丰收增产，满足人们对食物的需求。丰殖和丰产同构汇合在人们对织女的五花八门的七夕风俗中。这说明在初民的原始思维中，人们将人口的生殖繁衍与植物的生长蕃植看成是互渗混通的，因而，在七夕呈设瓜果来祭请织女保佑多子多孙、瓜瓞绵绵之意和祈求物质生产的丰收增产的双重愿望，这种既追求生产发展，又追求人丁兴旺的民俗心理是农耕文明的必然产物。四、七夕节俗中穿针乞巧、浮针（芽）乞巧、蛛网卜巧等活动，可培养、训练女性作为必备“妇功”的生产技术和技能，提高女性的生产劳动效率男耕女织，这是农业社会的基本细胞。从《西京杂记》可知汉代七夕节始，妇女们在这一节日里最为基本的内容是穿针比巧。而此举显然与传统女性生活、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在“男耕女织”生产模式的影响下，纺线、织布、缝衣等各种被统称为“女红”的家庭手工业劳动成了女性所承担的一项最为重要、最为主要的社会劳动。《西京杂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俗”。《荆楚岁时记》云“七夕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石为针”。《帝京景物略》卷 2《春场》记载：“七月七日许丢巧针，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缔针投之则浮。则看水底针影，有成云雾、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妇或叹，女有泣者。”明万历《顺天府志》记载“：七月浮巧针：七日民间女家盛水暴日，令女投水针浮之，初水底日影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槌，卜其巧拙”；乾隆二十六年修《庆阳府志》卷 32《风俗四》云：“七月七，女红乞巧于织女，设蔬果，抛芽水上，察影以卜巧”。文学作品中对穿针乞巧也多有歌咏。魏晋时柳恽《七夕穿针诗》云“：迎寒理衣缝，映月抽纤缕”；再如庾肩吾《七夕》云“：玉匣卷悬衣，针楼开夜扉”；唐代诗人祖咏的《七夕》诗“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崔颢的《七夕》诗“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林杰《乞巧》云：“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清代陕西孙枝尉《七夕杂咏•丙甲》说“：天上男耕女织，人间乞巧喧哗。”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对于广大劳动妇女来说，“妇功”成为社会评价女性的标准，也逐渐成为妇女自我认知的标准，是农业社会群体生活对妇女价值的评估。并昭示着乞巧风俗与人们世俗生活关联，“乞得巧”即求得了纺绩织纫水平技能的提高，这样便可创造出足够的物质生活资料，“输巧”即水平技能粗拙，生产效率低下。另外，七夕“蛛网卜巧”也是一种女性经常采用的乞巧方式。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载七夕“陈瓜果于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以为符应。”唐代《开元天宝遗事》载，每至七夕节，宫女们便要“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

       清同治江西《瑞州府志》记载“：妇女置蛛妆盒中，观其成网，以验巧拙”。唐刘言史《七夕歌》亦云：“碧空露重空盘湿，花上乞得蜘蛛丝”；杜甫《牵牛织女》诗有“: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宋之问《七夕》云：“停梭借蟋蟀，留巧付蜘蛛”；李商隐《辛未七夕》云“：岂能无意酬乌鹊，惟与蜘蛛乞巧丝”；宋梅尧臣《七夕》诗亦云“:五色金盘果，蜘蛛浪作巢”。为什么要用蛛网卜巧? 一是因为在中国民间信仰里，蜘蛛为“喜子”即“喜蜘蛛”，民间有“蜘蛛集而百事喜”（赵杏根《中华节日风俗全书》），蜘蛛垂线而下为“喜从天降”之兆的说法；二是在农业社会的男耕女织分工中，妇女的主要工作是织，而织女又是神话传说中的纺织高手，在重视男耕女织的古代社会，自然成为女子乞巧的理想对象；三是蜘蛛善织。女子为练就巧工妙手，向代表喜兆的“织坛神手”蜘蛛学习，企望能从蜘蛛织网中觅寻某种经验、启发和灵感，提高纺绩织纫的生产技艺和本领，这样便可创造出足够的物质生活资料，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如果只是一种单纯的乞巧游戏的话，就不会有卜巧时出现拙征之兆而“或叹或泣”的女性。由此可见，七夕穿针乞巧、蛛网卜巧习俗，十分集中地表现在女性追求缝纫织作的技巧方面，它们充分反映了妇女们迫切希望通过各种行为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缝纫织作才能，证明自己的缝纫织作天赋，以使自己获取缝纫织作灵性的情感需求与心理取向。从这种意义上看，七夕节中女性虔诚地向织女乞求织作缝纫方面的技艺，一方面可使她们更好地完成社会与家庭所赋予的责任，另一方面，它可以刺激这项劳动的创新。因此，这种乞巧、卜巧活动从本质上看，是与妇女日常的耕织纺绩等生产性活动相关联，其隐含的精神趋向应是培养、锻炼、训练女子熟练掌握必备的生产技术和技能，提高女子的生产劳动效率。五、七夕“望云（天河）卜丰歉或谷价高低”的习俗，反映古人农事占卜活动七夕有的地方还有看天河的习俗，认为七夕的天河可预告当年的收成，天河明亮、星光闪耀，收成就不好，粮价就低；天河晦暗，星少不明，收成就好，粮价就贵。这种习俗也源于以织女为收获女神的古老信仰。这在文献记载中也较多。《清嘉录》卷 7 载：“七夕后看天河显晦，卜米价之低昂，谓晦则米贵，显则米贱”；《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卷 65 据江南志书载，言高迪州“七月七夕前望潢河（即天河）影出没，占荞麦丰歉”；言太湖县“：七夕相传是日银河没，以其去口远近，占谷价多寡”。据江西志书，言铅山县“七夕以前占河影没三日而后见，则谷贱，七日而后见，则谷贵”。

       清同治《醴陵县志》载：“七夕夜望天河为来年米贱之征，十一日至十四日河汉复见，年岁不佳，至十五后复见，群相乐，杜子美诗云‘米价问天河’是也。”这些均清楚地显示了七夕“望云（天河）卜丰歉或谷价高低”的习俗，反映了古人在对自然力认识不够的情况下，试图通过这种农事占卜活动来预测庄稼收成和谷价高低。这种习俗反映的是自古以来七夕祈求丰穰的观念。因为，在农业社会，庄稼丰收与谷价高低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这直接影响着农民的切身利益，只有庄稼丰收、粮价也很好的境况下，他们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丰收。除以上所述之外，七夕节俗中其它内容，也明显地带有农耕文化的特色。如七夕乞巧时许多女子唱的乞巧歌（甘肃正宁县流传的“姑娘们，乞巧来，银河上面天门开。 天门开，云儿摆，我把巧娘请下来。好牛郎，喂金牛，年年夏收大丰收。 种庄稼，念文章，五谷瓜果满山庄。 我给巧娘娘献梨瓜，巧娘教我剪梅花……我给巧娘献红枣，巧娘教我缝棉袄；我给巧娘献柿子，巧娘教我缝被子；我给巧娘献苹果，巧娘教我蒸馍馍）、还有七夕烙了饼子送亲戚、姑娘们清晨到草中打露、“拜仙禾”、“拜神菜”、七夕食俗（如浙江萧山坎山有吃鸡的风俗）等均反映了农耕文化的特色。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总之，七夕节俗的内容，隐含着上古农耕文明发展的痕迹，体现了农业经济发展决定的家庭形态———男耕女织的家庭模式，蕴含了丰富的农耕文化遗存。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牛郎织女”传说本身就渗透着重耕织的生产性观念，而由其形成的一年一度的七夕节俗更涵藏着中国古代一贯的重农崇农的生产取向。千百年来，无数女性企图通过七夕乞巧活动，不断提高创造物质生活的生产技能，隐微含蓄地表现自己在耕织生息过程中追求足够物质生产资料的愿望，体现了她们与农业文明社会相适应的，对于勤劳能干、平安和谐的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与向往。我们通过探索七夕节俗所蕴含的农耕文化因子，可以更深地了解我国早期农业发展历史，全方位地了解各地经久不衰的七夕节俗的文化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