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大多数的北方村庄一样，李家疃并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在长期的流变之下，李家疃的李姓所剩无几，外来户的王姓成为了村里第一大户。由于王家发展成为地方望族，其与当地的关系也变得更加根深蒂固，牵一发而动全身。
反客为主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李家疃被青龙山、凤凰山、宝山三山拱秀，青阳河环村而过。传说宝山的名字来源于一场战事，五代时的开国侯王延章与后唐将领李嗣源大战于山东，王延章行军至此山后，把随军财宝乘夜掩埋以便轻装迎敌。正因此人们就把这个山叫“寄宝山”，后简称为宝山。不仅三山青翠葱茏，村子的地下水也非常丰富，周村城区二十万人的饮用水主要靠设在李家疃的水厂供应。
淄川县志记载，李家疃村始建于汉代，村碑留有“李姓最早定居故名李家疃”的记录。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李家疃先后有数姓居民来此定居，最开始的李姓人家反倒逐渐淹没在时间的洪流里。明洪武三年（1370），王姓奉旨从原籍直隶正定府冀城枣强县迁入李家疃定居，后王姓逐渐发展为村中大户。时至今日，王姓已经占到了全村总户数的七成。
与明清时期山东兴起的望族类似，王姓之所以能成为李家疃的大户，也是因为其子孙科举能力强，由读书而入仕，最终成为地主，田连阡陌。清末时，为防匪患，环村更是建起了围墙，开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炮台。
有意思的是，如今的李家疃村其实是由原先的两个村组合而成：如今的中心大街过去是条被称为庙子沟的水道，在沟的西部为王家大庄园，东部为佃户村，又名太平庄。历史上，正是这些王姓的大户们拥有雄厚的实力，建造并留下了众多的建筑，才让李家疃变得与众不同。而那些沟东边的杂姓小户则多是为王家打工、辛勤耕耘的底层劳动者。
儒商兴家
王姓也并非一开始就科举超群。根据记载，从洪武三年开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李家疃村主要有王、曹、唐三大姓氏组成。王家用了百余年的时间不断积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终于从嘉靖年间（1522-1566）开始科甲连绵。生于嘉靖十四年（1536）的王宣化考取进士后，曾历任知县、监察御史、知府、刑部主事员外郎等职。曾有人犯罪当死，这人向王宣化“贿肴品十罈，启之皆金珠，可值百万”，但王宣化坚持不受仍依法办案，被人称淄邑“清白吏子”第一人。个例之外，官运亨通伴随的总是财源茂盛，王姓也逐渐成为当地望族，先后有二十余支迁出李家疃开辟新家园。
这股科举兴家之风绵延近两百年。清康熙雍正年间，李家疃王姓家族的发展遇到了第一次停滞。根据《王氏族谱》记载，这一时期王姓子弟中曾有****之风盛行，导致部分家庭败落，“务农商者多，习诗书者寡”。虽然诗书儒生少了，王家却转上了经商习武的道路。其中，以十二世王以奇为代表，在江南经商贸易，开办钱庄。在他的带领下，李家疃的王姓子弟纷?捉艽宓乃砍穹返浇希缓蟠幽戏皆嘶夭计ピ诒镜爻鍪郏铀锵拔牧肺洌萍椎觯皇奔渥宸缰卣瘛Ｕ庖皇逼谕跏雷铀锒宰娲宓木山ㄖ辛擞惺芬岳醋畲蠊婺５母慕ǎ⒆钪杖范讼衷诘牟季帧Ｊ奔淅吹角迥；蛐硎且蛭滔拔渥芑峤峤桓嗟慕耸浚罴翌兜耐跣兆拥芟群蠖既旧狭硕抉嫔闲量嘣芟碌幕祷髀怕徘嘌蹋杆侔苈洌?/span>豪宅一片狼藉。加上连年战乱，曾经环村的城墙先后坍塌。王家和整个李家疃一起，再次面临衰败的局面。讽刺的是，现如今，山东省强制戒毒所就毗邻李家疃村，这或许是历史不经意间开得一个玩笑。
涅槃重生
村支书邓永荣是土生土长的李家疃村人，只不过他的姓氏在村里属于小姓。自从1985年主政李家疃村以来，他对于村里的事情如数家珍，特别是那些他曾经亲历和亲历者讲述的事情，最让他记忆犹新。
1942年发生了旱灾、四五年发生了蝗灾，李家疃都没有躲过去，在灾荒年月村里有八户人家近五十口人下了关东，三户人家卖儿卖女。1944年夏天，日寇进村，“日本鬼子当时是想找一个李家疃村的抗日志士王焕文，但是没有找到，生气之余，鬼子把负责村治保工作的伪保长和王焕文的后妈杀了，找到王焕文的妻子之后一脚把她踢翻在猪圈里，从背后一刺刀杀了她，据老人们说，现场惨不忍睹。”邓永荣说。
文革时期，邓永荣就已经有了记忆。1966年，村里唯一的牌坊遭到了灭顶之灾。“清朝嘉庆二十三年，王家有人奉旨为自己的母亲于氏建立节孝牌坊。直到文革前，村里有人去当兵，临行前全家人还会在牌坊前合影留念，那个牌坊仍保存完好，相当精美。但是文革一来，村民们拿起撬棍、大锤就往牌坊上的石雕上砸。”邓永荣说，很美的牌坊变成了一堆碎石。碎石拿去炼了石灰，牌坊的石质底座则戏剧性地成了摆放******像的地方，没人觉得不妥。“破四旧”时，遭殃的不仅是牌坊。“村里大户人家那么多，虽然解放后该分的分了，该斗的斗了，但是死人的东西却没有动过，有人就说去挖祖坟。”邓永荣说。如果不是当时高压的政治环境，挖祖坟这一事情之恶劣，令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容忍。于是，今天你带头挖了我家的祖坟，明天我会加倍还回来，很快，李家疃先人的坟墓都被挖了一遍，连周边山上被家人遗忘的坟冢也未能幸免。“好多挖开的王家祖坟里石刻都很精美，但都被革命者抡起锤子砸了。更有甚者，还提议从死人身上弄下珠宝首饰，卖了之后买戏服、乐器，丰富群众的革命文化生活。当然，这一提议肯定被大伙拥护，很快，就变成了哄抢。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随手在坟里捡了玉石玩，都已经回到家了，大队书记撵到家里来给要了回去。”邓永荣说。
经历过断断续续近百年的动乱后，改革开放为李家疃迎来了新的契机。“村子的地理条件比较好，有点资源，村办企业收入相对不错，村民人均收入一度是周村最高的村。”邓永荣自豪地说。
如今，李家疃全村现有302户，902人，耕地面积850亩。在这个1992年就有人购买轿车的村里，挣更多的钱不如挖掘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更有吸引力。
蹊跷的保护
1991年，李家疃村内修路施工时在南北大街北段、道路西侧挖出了三个大瓮，当打开之后发现，三个大瓮里装着满满的“宝贝”。“三个大瓮里装有各种瓷器、锡器、铜器，个个都很漂亮精美，由于保存的好，外观也没有受到破坏，和新的一模一样。其中有个铜香炉，大约有二十来斤重，我翻过来一看，上面落款是‘宣德年制’。现在来看，这就是价值连城的宣德炉啊。”邓永荣说。不仅如此，现场从大瓮里发现的，还有一款长宽均有半米左右的大砚台，非常沉重，“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搬着都走不了几步”。
但令村民感觉蹊跷的是，这三大瓮的文物出土后，很快便被派出所和文物部门保护并收缴上去。但数年之后，当村民要求重新查看这批文物时，保存在相关部门的东西却不是原来的那些了。“比如那么大的砚台，在场的村民都看见了，登记时只写作‘一方砚台’，但是后来再去查看时，砚台已经变得非常小了——很明显不是原来的那个了。”有村民这样说。
时至今日，当年见过出土三大瓮的村民仍然记忆犹新，也有村民认为那是自己家祖上流传下来的，至少应该摆在村里，或许这样保护会更好。
|
